bilibili|短视频想做衣服，为何不自己买布( 二 ) bilibili

如果说上述剪辑在某个阶段尚有正面价值——如提醒创作者重视观众，在长视频推行会员付费模式后，事件要义理应转向——观众也要尊重创作者。
何况门户时代的剪辑，无论出发点还是朝向，都和当下的剪辑截然不同：前者是在甄别“劣质”内容，体现了草根意志对精英话语权的回应；而后者是在搬运“优质”内容，并借此窃取流量变现的密码。
用央视《正点财经》的话讲，这种剪辑式搬运的目的，是通过热门内容快速获取流量支撑，然后搞直播带货。其变现空间之大，如同网上经常会出现的推文——《我把xxx搬到xx ，一天收入x万多》，从事影视剪辑的视频账号，粉丝量高的可达几百万，还出现了教人剪辑的教程。更有甚者，粉丝5万以上，即可在首页设置“找我官方合作”入口的接单。
｜页面还晒出收入账单
《2021年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书》显示， 2019年初至2021年5月， 12426版权监测中心累计监测到300万个侵权账号、1478.6万条二次创作侵权与416.3万条原创侵权短视频，点击量共5.01万亿次，按万次点击10元计算，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1亿元。
对于盗播侵权，影视行业有过不少倡议，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去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 2021年4月9日，包括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新丽传媒、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在内的70多家影视公司、长视频平台及从业者发表联合声明，抵制网络短视频的侵权行为，呼吁责任方提升版权意识，建立“先授权后使用”的良性生态。
而“算法推荐案”之所以在近日促成有利于长视频的宣判，或与行业联合呼吁之下、去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出台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相关。
2021版《细则》中写道：未经授权，不得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
虽然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相似的侵权案换个法院审理结果可能迥异，但在短视频对影视内容的盗版与软盗版现象屡禁不止的当下，有这样一个判决作为指导性案例，对长视频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资本市场重新审视视频战争的未来格局，或许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而在大众层面，以往对这类事件保持缄默，是因为艺术作品盗版与否其实很难判断，不是难在道德上，而是难在认知上。
以电影为例，正盗版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中间地带，不是正版，并不意味着属于盗版，而是叫做资源。一个比较公允的理解是：只有当该内容被国内发行方支付费用引进之后，理论上才构成侵权，盗版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没有正版，也就无所谓盗版。
这个困境放在海外也一样，留学生和华人想看中国电影，却缺少正规的线上观看渠道，只好搜资源网站。而当相关权利人引进该片时，通常会以区域版权代理的身份向网站发函，要求对方下架单片资源，以达到版权保护的目的。
这套“通知-删除”的流程缺乏效率，但碍于极为复杂的客观因素，它是业内惯常操作。事实上，在前述《延禧攻略》一案中，权利人也持续通过预警函、律师函等多种形式告知删除，作为侵权方的平台在知晓情况后，所采取的措施，并不符合有效制止、预防侵权的实质要求，这才有日后的对簿公堂。
综上所述，如果说进口内容的盗版界定尚处文化盲区，可国内短视频对国内长视频——尤其是对后者定制内容和自制内容的盗版，则从一开始就是事实清楚、性质明确的。短视频在漏洞下薅走的羊毛，自然就成了长视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