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任剑涛：技术会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利维坦吗：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七 )

如果说“人的政治”终结或死亡，只是宣告这一政治形式不再具有绵延能力的话，那么确实无法找到替代者的话，人类就可能陷入茫无头绪的处境；如果替代者同时出现，则不仅可以一锤定音地宣告“人的政治”确实终结或死亡，而且替代者自身的出现也象征性地告知人类，人们必须放弃对那种政治形式的期待。就人工智能技术丛目前的发展情形来讲，这种断言可能稍显武断，但并不是单纯的虚张声势。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17世纪基于理性主义的政治理论所建构起来的“人造物”国家，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其生物-社会人的性质已经显著降低，而以人工智能等技术呈现的非人化利维坦，或曰“技术利维坦”的性质则日益凸显出来。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具有极其巨大力量的庞然大物。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一个按照精巧至极的人摹写的国家结构，其结构与功能无不仿照人的结构与功能来确定。之后，由洛克对霍布斯的这一设计方案做了修正，从而堵住了霍布斯设计的重大漏洞。按洛克原则，受权一方必须接受授权一方的监督，一旦背叛即宣告约定终结、政府解体；为保证这一点，洛克认为权力不能集中于一人或一个组织，必须清晰分权。这是社会能够驾驭的国家建制，“利维坦”对社会便丧失了吞噬性。但沿着霍布斯“利维坦”思路向当代演变的国家，在人与仿造人之间，也就是在人的理性精神、主动作为的基点上，同时在仿照人的精巧性与效用性的另一个基点上，并没有保证前者对后者的高位性，后者对前者的低位性；后者只是对前者的简单模仿，而前者对后者能够绝对驾驭。随着“人造人”国家在获得了类似人一样的构造机制以后，它的自主性愈来愈强。它仰仗技术所供给的物化手段与控制方式，逐渐脱离于社会。利维坦这个人造物愈来愈成为一种反向控制人的技术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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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丛的相互助长性发展，已经逐渐展现出一个“技术利维坦”的轮廓。本来，在霍布斯式利维坦降临之际，它是一个模仿人而建构的精巧之物。但它像人一样的精巧性，预示着仿人技术将会给它注入特殊的拟人化、超人式的“生命”能量。沿着这一发展线索，人们必须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原因是，在技术日渐成为国家借重的重要统治力量的情况下，如果放任技术对人的监督与控制，人就会面对两种难以驾驭的系统性力量：一是传统的国家权力机器，二是为权力机器仰仗的技术手段。后者已经构成霍布斯与洛克所未曾设想过的国家统治力量。甚至可以说，在当代技术具有了某种国家力量无法直接驾驭的能量的情况下，技术自身有可能成为不受国家权力支配的新型统治力量。这就更是需要人们去努力想象“技术利维坦”及其巨大的影响力。“技术利维坦”可能的消极后果
“技术利维坦”的出现是技术异化的产物。技术异化，即技术本来是有助于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动力，结果变成了束缚人、控制人的工具。这样的异化是人们面对现代技术的早期发展就已经提出的一个警告。但关于技术异化的早期警告，在技术还被人控制性使用的时候，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长期主要基于社会政治批判或人文主义批判，当人们还主要盯住技术带来的便利而尚未意识到技术威胁的时候，这种站在技术应用而非技术本身立场上的外部批判，常常只会在社会文化层次激发人们对技术的警惕与不满，但无法有效遏制技术异化严重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确实没有到威胁人类思想与行动方式的地步，人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思考技术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对人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只有当人工智能发展到挑战人的智能的阶段，人们才普遍地意识到人对技术的特有优势可能丧失，以及技术对人所具有的威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