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任剑涛：技术会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利维坦吗：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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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反噬引发“人的政治”颓败在科学技术革命大潮席卷而来之际，让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曾经让人深受鼓舞的历史画面。在第一轴心期与逐渐崭露头角的第二轴心期之间，“人的政治”成为政治的主流形式。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对象世界，以认识世界为前提，进而有效地改造世界。18世纪的启蒙运动，让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个充满自信乃至于自负的世俗世界就此降临。“在此社会中，一种纯粹自足的人文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种广泛持有的选择……不接受任何超越人间福祉的最终目标，也不热爱这一福祉之外的任何事物。”这个世俗社会，不仅让人对自然、对自身、对社会的认识完全远离此前对神灵的信奉，而且人们普遍相信，通过人的努力可以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随着人们仰赖科学技术的手段以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确实让人类在认识世界上增进了见识，在物质利益的获取上明显增多。但科学和技术本身也反噬人类，成为控制人类的一种新的力量。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反转。“人的政治”颓败，便是其中令人瞩目的现象。
其一，启蒙运动以来内涵和外延清晰的“人”的定义，难以保有界定何谓人的权威性和认同度。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同时张扬“强力政治”的基础上，福柯进一步宣布“人死了”。前者颠覆了神人关系结构，后者颠覆了人的主体结构。人的碎片化，让人不再成其为完整的“人”。反倒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体现出技术在物质生产领域系统地取代人，进而在人机互动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面对何谓人的思想挑战。不过，当下人类为了再次理解“人”，动用的知识工具远比启蒙时代要繁多和复杂。譬如，从科学角度看，镜像神经元生物学试图解开人的思维秘密；从宗教-伦理角度看，复魅运动则促使人重归神人框架以理解人。从总体上讲，科学技术很难持续地成为启蒙人文主义的驯服工具，成为人对自身怀抱世俗自信与自负的支撑者。因为科学技术根本就不支持自由主义设定的那个唯一真正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人类绝非‘不可分割’，而是由许多分割的部分组成。”无论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它至少提示人们，对人的重新界定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其二，人之为人的理由出现结构性变化：启蒙运动以降理解人之为“人”的理性与责任的主题，已经变化为当下对人进行控制与维护秩序的要旨。理性将人安顿在一个主动作为的位置，以人自己能够以理性区分是非、衡量利害、确定进退、承受奖惩，来思考人类的思想与行动。责任则将人安顿在一个被动接受和践行给定规则的位置上，以人恭敬地按照一套社会政治设定程序展开思想与行为，以求维护政治规则。现代哲学的“主流观点理解人的行动在理性条件下意愿最优化是在给定的认识论前提和责任下，这种责任仅仅是后果责任，因而是自己行为可以预见后果所负的责任”。尽管当下有人尝试用结构性理性的概念化解理性与责任的经典性理解包含的种种困境与似是而非，但对理性与责任的实践理性主题仍然是正面肯定的。原因很简单，现代哲学所确立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是理解现代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带动的现代技术体系中，实践理性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有被取代的危险：理性似乎不再是人拥有的精神特质，而是人工智能的设定程序；责任不再是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自主判断，而是人工智能预设的行为因果链条作用的结果。在此，人基于理性的自我约束特质，被人工智能的秩序设计与程序挤压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