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任剑涛：技术会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利维坦吗：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四 )

“人的政治”是否夭折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对人工智能技术极为广泛而依赖性地使用，一方面确实带给人类诸多便利，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政治面目，再一方面则促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人机紧密互动情形中的新型社会政治机制。这是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人的政治”以人对自身的自然性和社会性高度同质化预设，以及以人对机器的驾驭性设计和控制性使用为特征。在此基础上，人类逐渐形成了现代民主政体，凸显出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秩序。对现代国家中的人们来讲，这些都是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预设条件，在日常生活中不需对其产生怀疑和加以颠覆。但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这样的预设不再保有不证自明的特性。
建基于理性之上的“人的政治”
理性人是“人的政治”一个最重要的预设。但这个“人”已经从主动作为的理性人，变成被人工智能捆绑起来的被动行为的“人”。这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化。从前者看，理性人的假设源远流长。就其现代形式而言，理性的核心地位确立于16—17世纪。在英国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双重助推下，人的理性受到尊崇。培根倡导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对自然的经验性观察和对试验的推崇，表现出了以归纳的方法发现和认识规律的特性。就后者论，人们认为通过先验的推理可以认识实在的本性，而不需求助于感官经验。其标志性命题便是“我思故我在”。正是这类理性主义的主张，将人的理性推送到至高的位置，成为人类之分类自然事物、设计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
理解现代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人的政治”，可以进一步从人类历史着手。从政治主体呈现出来的历史线索看，人类政治普遍呈现出一条从神性政治、人性政治到技术政治演进的大线索。这可以说是一条从人的依附性到人的自主性，再到人的依附性的演变过程。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大写的“人”就浮现于历史的表层，并在深层次上主导人的思想与行动。轴心时代让神话时代一去不复返，宗教伦理化了，“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质”。在人的这种精神觉醒中，神性力量不因伦理觉悟而衰颓，相反因之而强化；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对普遍性的渴求，使神与人的紧张关系由此呈现，呈现了高于世俗秩序的宗教秩序的权威性。就欧洲历史而言，人之秉承神的旨意行动的中世纪特质展现在世人面前。直到现代科学技术兴起，轴心时代的社会模式才因为新的动力机制的出现逐渐进入第二轴心期。
第一轴心时代人对神的相对独立，展现了人性政治的光辉。但人对神的某种依附，成为世俗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根基。直到第二轴心期到来，人在理性主义的规划下，自信地展开科学基本原理的探究，并努力将科学原理转变为改变物质存在形式的技术手段，使之服务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科学被人们期望能够破解一切奥秘，并期待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确实具有巨大的知识能量，不过科学迷信扭曲了科学功能，一旦迷信破灭又会陷入轻视科学的泥潭。同样，技术的巨大力量可以被人们激发出来，现代的技术进步确实因此给人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消费品。但另一方面，“现代技术造成的新形式显示出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恰恰通过人类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自然以这种前所未有之方法，威胁要控制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