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任剑涛：技术会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利维坦吗：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九 )

事实上，在控制人工智能技术不力，或者仰赖人工智能进行社会控制的情形中，“技术利维坦”大有全方位控制“人”而难以驾驭的趋势。这里的全方位控制，是指它的控制从生物人一直到社会人、政治人。“技术利维坦”作为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构造成的“利维坦”，对近现代以降人类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政治秩序甚至是人心秩序发挥着颠覆性的作用，以至于整个社会可能会被技术所重构：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大规模地侵蚀隐私权，让现代社会政治依仗的公私领域划分的界限不再清晰；社交媒体重塑着人际交往体系，让人安于独处的“社交”而将社会无情地撕裂开来；人脸识别让人在公共场合无所遁形，处于被时时处处监管的窘迫状态；数据公司正代替国家，在没有公共授权的情况下对使用其服务的消费者进行有意无意的控制；等等。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让人忧心忡忡的大问题。
从技术屈从中拯救政治
单纯从技术的角度看，目前已经显现出某种人机政治取代“人的政治”的趋势。这促成了一种政治屈从于技术的新态势。形成这一态势，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因为技术按照自身演进的趋势总是会一再突破人的想象，而在于人们在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这种依赖，不但是针对个体而言的贪图技术提供的便利，更在于国家越来越借助人工智能管理或治理社会，从而在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两个世界中促成了一种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屈从心理。比较而言，个体、社会组织与国家的这三种屈从情形，对国家所持的人工智能屈从姿态最为引人瞩目和担忧。原因很简单，国家如果愿意对人工智能进行政治、法律与行政的有效规范，那么人工智能的积极效应将会得到放大；假如国家不仅片面鼓励人工智能技术，消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缺陷，并不计后果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那么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屈从就很难得到矫正。
人对技术的屈从是一个现代事件
人对技术的屈从是现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出现的一种现象。一是因为技术发挥的效用在古今之间划出了深刻的分界线。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不可能对改进工作效率与提高工作效益的效果并不特别显著的技术生发一种崇敬之心，因此也就不会被技术诱导和控制。从技术史的角度看，在整个古代社会，技术的进步与发挥的作用，是相对零星和长周期的。因此，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技术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代，在那时，科学是极少数人从事的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研究，技术是实践者的事情，科学与技术的精神价值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在那时，人们可以任意轻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在技术发挥出巨大能量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对技术产生一种近乎膜拜的屈从心理。而这是18世纪以降的事情。进入21世纪后，科学技术领域风起云涌的骤变，无疑显著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礼敬态度。
二是因为人们普遍享受到技术带来的庞大物质利益，安适地享受因为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益而享有的更多闲暇，并将技术进步带来更多的物质与福利事务放心交付给少数技术专家，从而让技术成为主导甚至主宰人们生活的一种力量。人们普遍相信，日益发达的技术会将我们带入一个值得期待的美好生活境地。正是因为不问所以然地享受科学与技术的好处，让人们觉得技术带来的好处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也就视技术的改进以及带来更大好处为理所当然。不知不觉之间，不仅技术获得了支配人们生活的巨大力量，而且人们也习惯性地按照技术设计的既定方案安然地受其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