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任剑涛：技术会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利维坦吗：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11)

三是与科层化政治密切相关。但凡懒政、庸政、怠政，无不想借助于技术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会陷入技术的高度依赖状态，从而被技术支配。人们一般会认为，懒政、庸政、怠政只是一种不良行政作风，殊不知它其实是一种行政科层化造成的结果。现代行政管理一大特点就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因此，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手段的引入，不仅可以掩盖行政人员的慵懒习性，也可以掩饰行政权力科层化运行导致的工作低效与无效。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行政学理论不断更新，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行政工作低效或者无效又为引入更先进的技术提供了理由，对技术也就更加倚重。因而人工智能也就会更为普遍、随意甚至会无限制地加以使用。但由此导致的行政管理难题与风险也随之存在和加剧。
走出技术屈从的政治进路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进步的情况下，试图免于被技术控制、心生屈从技术的扭曲心理与行为，所依赖的还是政治的成熟发展。因为就目前人类社会的各种结构要素而言，能与技术力量相抗衡的也就是政治力量了。比较而言，经济力量很容易被技术所蕴藏的巨大利益所同化，因此在诸社会要素中，经济与技术的同盟关系最为牢固。文化教育的力量，相对于政治经济高度组织起来的实力性建制，历来都是受到政治塑造的力量。加之技术对文化的排斥，文化似乎已经失去了制衡技术发展、促使技术受到规训的效能。因此，在人文文化无法抗衡科学文化的处境中，促成了一种技术垄断的状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
相比而言，政治体制的组织程度最高、动用资源最丰富、自我维护意识最强，但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呈现出反向控制政治权力的时候，譬如政治组织及其成员同样被人脸识别而变得毫无隐私和安全感的时候，政治决策者被人工智能牵着鼻子做出“决定”的时候，政治权力也会“本能地”倾向于控制技术，以免被技术反噬。因此，从技术屈从中走出来，让技术不至于异化为控制人的工具，始终保持技术之作为人类发展的强有力工具与手段的特性，就有必要首先从技术屈从中拯救政治。一种能够从技术屈从中解放出来的政治，一定是主动而为的政治机制。所谓主动而为，是按照可以有效驾驭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轨道运行的政治。这样的政治轮廓，在人们研究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时，已经为研究者所刻画。
一方面，对技术进行有效规范与驾驭的政治体制，从全局和长远两个视角看是人民民主政体。人民民主政体的制度安排与规范作为，可以让政治免于对技术的屈从而避免陷于既定技术的泥潭。人民民主政体对技术的屈从虽然也是存在的，某些弊端甚至比较严重，但从总体上讲这一政体激励人们从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自由发展的长远眼光看待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因此可以大概率避免对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派。因为在这种政治体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决策与民主协商的机制保障公共权力很难一边倒地赞同某种技术支配性地影响或控制社会政治生活，并对国家权力决策发挥主导性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人民民主政体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不会被人工智能公司的私权所控制，从而可以基本保证作为一个公共问题的人工智能管控问题，诉诸民主的公共制度与程序加以有效处理。因此，在科技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同样极为迅速发展的中国，越来越重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加强法治的同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