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广告、政策保护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谁影响了美国互联网生态？( 四 ) 编者按：在经历了“科技冲击

事情本不必如此发展。没有任何一条自然法则规定，每一项新的通信技术都必须用于广告事业，更不用说将其用来系统性地监控消费者。尽管有强大的社会压力将广告引入互联网，但没有人能保证这样的努力会成功，尤其是在万维网上。伯纳斯-李将万维网发布到公共领域，是希望它能成为“共享信息的通用媒介” 。早期的网络技术被设计成开放且灵活的，但也是匿名且非直观的，它几乎没有为了满足商业的营销需求而进行优化。那么，网络商业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政府的宽松管制与硅谷的大肆扩张
硅谷本身的做法就能回答上述问题。在这场技??术冲击后，一大批硅谷叛逃者纷纷在评论版面和会议上哀叹行业的现状。在或多或少地从监控广告赚到钱后，少数前高管和投资者离开了这一领域，重新成为良心上的反对者。查马斯·帕里哈皮提亚（ChamathPalihapitiya）曾担任脸书增长板块的副总裁，他承认对自己在公司全球扩张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巨大的愧疚” ，尽管这让他变得极其富有。在谴责了他的前雇主“创造了撕裂社会结构的工具”后，帕里哈皮提亚补充道:“我不用（脸书公司开发的）这些东西，也不允许我的孩子用。 ”
在批评的声浪中，另一个突出的声音来自风险资本家罗杰·麦克纳米（RogerMcNamee）。他是脸书的早期出资人，也是马克·扎克伯格的前任导师。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你的隐私是如何被窃取的简史”的专章中，麦克纳米谴责科技部门完全接受了“基于监视和操纵的商业模式” 。根据麦克纳米的说法，两个主要原因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是，技术创新已经消除了从前对数据收集和处理的限制，使商业中的体面与规范变得极易改变。另一个原因是最近硅谷的文化转变，公司领导人和投资者已经从道德资本主义转为更具侵略性、贪婪和垄断的商业行为。随着谷歌和脸书获得了暴利，道德被抛出窗外，对于消费者的监控开始在更多行业中蓬勃发展。
在麦克纳米看来，这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 ，问题的程度令人担忧，现在有必要让政府介入。尽管麦克纳米正确地呼吁人们关注商业监控日益增长的危害，但他的观点基于这样的看法：技术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结合最近才开始变得不正常，现在事情已经脱离了轨道，必须调动外部的政治力量使一切恢复正常。在这种说法中，技术冲击是一种偏离，而不是通常在政治之外发挥着作用的、仁慈的技术资本主义。国家是作为最后的手段进入画面，像是一位笨拙的警长，被召唤来控制类似扎克伯格、PayPal公司的彼得·蒂尔（PeterThiel），以及“贝宝黑手党”（PayPalmafia）等贪图权力的恶棍所犯下的过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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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2年5月23日，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脸书的母公司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被美国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起诉，拉辛指控扎克伯格直接参与了导致与剑桥分析公司相关的数据泄露决策。
这些说法是错误的。监视广告从来无法存在于政治之外。相反，和现有的其他通信系统一样，互联网的普遍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政策塑造的。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那些被社会学家保罗·斯塔尔（PaulStarr）称为“构成性选择”（constitutivechoices）的政策。这些决定对随后的媒体系统发展造成了结构性影响。各种形式的立法、监管和政府补贴成为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建立美国商业广播的基础。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蒂姆·吴（TimWu）所说，正是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在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要求下，为许多公共和非营利性广播公司提供了帮助，给国家最强大的技术公司们免费提供了独家许可证。从那时起，广播几乎完全依靠广告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