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广告、政策保护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谁影响了美国互联网生态？( 六 ) 编者按：在经历了“科技冲击

被刺激的消费需求与互联网资本主义
历史分析是监控广告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因为它改变了现行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显示了结构力量和人类政治机构的作用。商业性的大众媒体系统催生了互联网广告。它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中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与其说超强的在线监控是对过去的一种突破，不如将其理解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消费需求”的长期要求，所促成的一种加速。
虽然广告有时会被当作独立的行业，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跨越多个机构和经济部门的商业活动纽带。所有类型的公司都选择在广告上花钱，以接触到新的客户、巩固现有的客户。它们雇佣广告代理公司、公关公司，以及许多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公司，代表它们来创建和执行战略沟通活动。其中大部分资金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流动，媒体则通过出售其对受众的访问权来获得收入。社会学家约翰·辛克莱尔（JohnSinclair）将这一切总结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代表“制造、营销、媒体综合”的利益集合体。
重要的是理解营销人员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虽然广告让很多人赚得盆满钵满，但钱袋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寻找刺激消费方式的公司所控制的。营销综合体是一个极大的概念，允许参与者之间的产生分裂、分歧和竞争。这一切都是由不断发展的广告，与其赖以生存的、不断扩大社会的基本需求来维系的。
19世纪后期，随着美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围绕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建立组织，营销综合体开始联合。制造商、零售商、广告公司和媒体都对建立全国性的消费市场抱有兴趣。在生产力增强、日益集中化的企业资本主义中，如何合理化和专业化“创造消费者需求” ，催生了历史学家丹尼尔·波普（DanielPope）口中“现代广告的产生” 。在日益集中的市场中，品牌广告成为大公司相互竞争的一种方式，它们无需降低价格；同时也设置了壁垒，将潜在的新竞争者拒之门外。
尽管现代广告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随着工业印刷和广播技术的发展，大众营销成为主流策略。在同一产品类别中，大规模生产的产品或多或少是相同的，所以广告被用来创造产品差异化。或者如同社会理论家与经济学家托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所说“生产可销售的外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告的基调从早期平面广告的描述，转变为更具情感特征的品牌营销，但大众媒体广告的核心是覆盖范围。从世纪之初具有大发行量的报纸和杂志，到网络广播时代不断加强的覆盖面，规模一直是最重要的。
随着商业广播和专业杂志的出现，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细分，但这仅仅是根据消费者人口统计的粗略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收集和处理消费者的详细信息是一个昂贵又耗时的工程。大批媒体部门开始依赖广告收入，总体上业务情况良好。广告支出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3% 。随着广告业成为“全球消费主义进步”的前沿，媒体帝国应运而生，为一个利润丰厚、生产率惊人的工业经济的意识形态和市场建设需求服务。
当美国经济陷入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所说的“长期衰退”时，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全球性经济停滞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拖到90年代初。为了缓解盈利危机，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组生产、金融和消费体系。这是一个复杂而不平衡的过程，依赖于由政府资助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投资，从计算机到电信网络。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席勒（DanSchiller）已经证明，虽然信息的商品化一直与资本积累有关，但在过去50年里，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成为新兴“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增长极。私营部门利益的政治动员在这些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私有化、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成为主流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