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广告、政策保护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谁影响了美国互联网生态？( 五 ) 编者按：在经历了“科技冲击

在缺少公众活动抗议的情况下，国家“负责地”制定了为私营部门利益服务的媒体政策，但没有任何政治结果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商业广播背后的争议很大。这不仅体现在有组织的公民反对上，也体现在像英国等国家做出拒绝广告化和建立替代公共模式的决定上。在理想的情况下，民主政治机构应该为媒体发展提供制衡手段，尽管美国历史在这方面的记录只能说是好坏参半。然而，即使面对强大的结构性惰性，政府也需要做出真正的政治选择，尤其是在某个平台的形成时期；在这一点上，互联网行业也不例外。
对于监控广告而言，有两个决策时刻显得尤为重要。第一个决定是将互联网私有化和商业化。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联邦政策制定者围绕商业利益展开合作，建立了一种被称为“去监管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互联网政策。主要的指导原则是由私营部门来主导互联网系统的发展，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私营部门的利润。这导致了收集消费者数据方面的监管真空，让新生的在线广告行业可以自由地围绕隐藏的监控建立商业模式。
后一个时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今天监控广告巨头的祖先们在当时面临着针对互联网隐私的首次公众反对。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侵入性数据收集，某倡导团体联盟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说服立法者改变政府对互联网隐私的放任态度。尽管公众对此表示担忧，但国会和白宫把商业互联网的发展放在了首位，而不去认真思考基于监控的数字经济带来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网络的“无摩擦”市场和企业家精神的神话掩盖了现代商业互联网的监管基础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后者是通过对隐私政策、用户同意、数据合并和行业自律的谈判形成的，这成为了21世纪在线数据收集的基准政策框架。新自由主义的共识是，互联网上的商业监控和其他业务一样：最好让市场来解决细节问题。这两个时刻都反映了美国通讯政策制定中越来越多的反民主性质。正如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的大学教授、媒体与社会影响中心领导帕特丽夏·奥德海德（PatriciaAufderheide）所指出的， “在通信政策中，公众时时刻刻都会被提到，但这些政策却很少征求公众的意见。 ”
麦克纳米对硅谷道德沦丧的描述与肖莎娜·祖巴夫颇具影响力的“监视资本主义”理论紧密相合。祖巴夫的前提是：在资本主义的监督下，技术、商业和消费者数据之间的关系代表了对先前经济生产模式的明显偏离。在祖巴夫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失控”了。然而，和忽视网络政治基础的看法类似，该立场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只关注新事物。尽管当代商业监控的规模着实令人费解，但该系统反映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需求，这种需求依赖于永久增长。正如媒体理论家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Rushkoff）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指出“腐败”是技术灾难的根源时， “我们是在暗示，某些最初纯洁的东西已经被部分行为不端者破坏了。 ”把注意力集中在坏人身上，往往意味着忽视政治经济力量，而恰恰是这些力量激励了监控广告，并让最成功的从业者获得了难以置信的回报。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曾提出，对一项新技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必须是:“这项技术能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关于技术对需求回应的关键，与其说是关于需求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更在于它在现有社会环境中的位置。 ”换句话说，重要的不仅是谁为了何种目的塑造了技术，更与“塑造者和其目的”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监控广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帮助营销人员了解、预测和控制消费者行为的工具。这是对一个具体商业问题的技术回应：我们要如何尽可能高效地销售更多的东西？但监控广告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更广泛的、根深蒂固的社会需求。如果要回答波兹曼和威廉姆斯的问题：历史表明，监控广告旨在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是资本积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可以说是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最迫切的需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