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阿里季报，以及我与几个阿里年轻人的一次交流( 四 ) vivo

遥安是盒马的小二，那段时间里，他更是一个对接盒马、连接盒马与小区的志愿者。
从4月1日到5月中旬，在上海和他做着类似志愿工作的阿里小二们，超过4500人。
上节讲到的画应急图的沈璟也在其中。他住在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的一个小区，当饿了么推出紧急应急的“全能超市”时，他成了在浦西第一个点的团长。饿了么有业务能力和物流能力，但最后100米的分发要靠团长和志愿者。 “全能超市”的很多团长都是阿里在上海的各路员工。
沈璟经历过的最大困难是几个楼栋同时出现阳性感染者，同楼栋的志愿者不能出来，最少的时候他只有两三个“兵” ，他笑着说， “叫是叫团长，还不如小组长带的人多” 。

多少人在战斗？
和遥安、沈璟他们聊的时候，我频繁感受到，上海抗疫中的阿里巴巴不是由一个个零件组成的巨大机器，而是一个时刻感知着周围温度的有机体。
4月中旬，我曾采访过菜鸟物流浦东花木配送站的一位女投递员。我家就在花木街道，她每天给花木一带在天猫超市上订购的居民送大米，送了3000多斤，被称为“大米姑娘” 。
4月初正是保供最吃紧的时候，天猫超市的仓库和分拨运输因为是自营，主动性较强，开始尝试用集中交付的方式克服小店末端受损的状况。他们先试点，发现很有效，就在4月14日上线了驿站模式，通过菜鸟的驿站来进行猫超订单的履约。开始只能对应十多个站点十几个小区，很快就通过网格化方式，将销售链路的颗粒度精细化到街道， 4月20日左右已经恢复了50%左右街道用户的正常购买。整个过程中，菜鸟、仓配送和产研一体化的投入就有几百人，发挥出近场商业单位在极限状态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一直封在小区的“大米姑娘”也有了用武之地。她申请了出入证，离开小区后不再回去，每晚住在送货车里。随身带着洗漱用品，早上到配送站洗把脸，打壶热水，中午就吃碗泡面。为了送更多的货，她连车门上都挂满了袋子。
“大米姑娘”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6点半到站点，等货车从分拨网点开来，帮司机卸货，然后分拣，按区域和线路送货，晚上八九点基本能结束。也有些熟悉的客人让我代为买药，药店都关着门，但喊一声会开出一条缝。另外，就是每天要去仁济医院做核酸。我最怕感染，不停做消杀，因为要对别人和自己都负责。 ”
通过采访我发现，遥安、沈璟这些个体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也不是像过去那样，下面向总部层层汇报，再由总部下达命令，自上而下，一道一道，落到谁身上什么，谁就去做什么。
我的体感是，上海抗疫中，阿里巴巴并没有刻意去构建一个绝对中心化的决策机制，尽管疫情一开始张勇就在钉钉置顶了一个工作群，每天都会讨论如何尽己所能，为上海的物资配送和市民生活保障做哪些事情。
如果说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一线的需求。谁最接近一线，谁的建议就最值得重视。尽可能短距离决策，跨部门协同，在本地解决问题。总部更像一个资源大本营，一线需要什么，总部就立即配置什么。
在上述的与员工直接面对面交流会上，张勇说：“在特殊环境下，每个人都需要关注，但要更关注那些最需要关怀的人、最无助的人。这也是很多同事找到的共同点。比如送药，比如做社区团购时特别关注社区老人、独居老人，一线有要求，全国的体系来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