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搞大学捐赠，打的什么算盘？( 四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

汉尼斯自己就曾是硅谷的成功企业家，对两方面的苦衷都能有所体谅。虽然步履艰难，他依然在16年里吸引了大量企业家的捐赠，快速壮大了斯坦福。但国内大学的领导和老师，大都没有直接管理企业的经验，他们都需要时间来转换观念。
事实上，也正是两种观念的碰撞，造成了张旭峰“完全是为企业打工”的抱怨。显然，他对捐赠的印象停留在过去：“既然是捐赠，给了钱，专业的事当然应该让学校做主” 。这种观念也到了不得不转变的时候了。眼下，大多数高校的科研经费都面临压缩，大学会进一步敞开渠道，吸纳社会捐赠。科研共创类捐赠很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在此情况下，企业不可能不干预项目，区别只在于尺度和水平。
大学与企业也是两个结构和作风不同的组织。国内某知名大学的管理学院教授向我谈到他的观察：企业讲究高效协同，而大学重视行政化流程，科研人员组织相对松散，注重个人自由。 “有些企业把对大学的捐赠当成‘扶贫’ ，而知识分子又恰恰是有犟脾气的，看重在各自领域的自主权，如果要合作，还是要给学者更多空间” 。
因为这位教授所在的学校有很高的知名度，又是重点学科，办学经费充裕，也不乏各路企业家来商谈捐赠项目。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经历过几次不顺畅的合作，他们也会拒绝一些捐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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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克拉克中心是汉尼斯在任时完成的重大项目之一，由“网景”创世人吉姆·克拉克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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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资深公益人向我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捐赠项目其实是最适合观察企业家个性的地方。正因享有更多自由，企业家会自然流露出在商场中看不到的一面。
当捐赠成了一种影响力投资，企业家的观念也需要变一变了。最起码，他们需要重新审视受赠者。这里的受赠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合作伙伴。
回归两个组织的本源，企业与大学的目标并非不可调和。德鲁克说， “企业的本质是为社会解决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商业机会。 ”汉尼斯则为斯坦福大学的捐赠确立了一条底线：研究项目必须带有公共性。说到底，企业的商品生产和大学的知识生产都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福祉。双方的冲突，只是立足长期还是短期的问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郭宇，汪文文，张旭峰为化名）
【企业家搞大学捐赠，打的什么算盘？】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孙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