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搞大学捐赠，打的什么算盘？( 三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

这里要讨论的仅是对一类捐赠策略的反思——一开始靠超大金额赚取了名声，盘子铺得很大，到了最后，宏伟的承诺却像海上浮城，一夕之间沉入深海。这不仅给企业和学校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也折损了公众对一类捐赠的信心。有时候，巨额捐赠就像拍卖行里拍出的“天价”艺术品，一开始引人注目，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里头“水很深” 。
国内某大型民营企业基金会负责人汪文文对眼下的舆论氛围很有感触：“现在不是大众媒体时代了，公开捐赠的企业面临着各方监督，而且，很多企业是真捐了，却未必能够博得美名，因为网上说啥的都有，有些突如其来的舆论变化，你根本预想不到” 。
更进一步说，对同为利益攸关方的中小股东和员工来说，公司的无偿捐赠是否完全合理？片面强调大公无私，而避谈对业务带来的好处，这也一种矫枉过正，无法提供长久的动力。前年的茅台捐赠风波就是一个例子：董事会决定捐赠8亿元，引起197名中小股东起诉，捐赠不得不终止。时任董事长高卫东如今也因涉嫌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
崇高的愿景，漂亮的承诺，都必须在照顾利益相关方的情况下做出。与其唱高调而不能兑现承诺，不如像郭宇那样，坦率承认捐赠与业务的关联，利用自身长处，踏踏实实做一个项目——这也是眼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国际ESG评价体系正在呼唤的模式。
被遮蔽的新问题
这类捐赠模式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我们具体做工作的人一般都是，你出钱，你说了算。 ”一位在大学基金会工作的老师说，在捐赠中，企业家的意见是受到高度尊重的。这也容易产生一种“为尊者讳”的气氛，使得很多问题被遮蔽，得不到充分讨论。
“完全是在给企业家打工。 ”大学老师张旭峰就向我抱怨过他参与的一个由知名企业捐赠的大项目。原因是，研究的自主权大大缩减，项目与他原本的研究方向关联性很小，从前到后，许多流程细节都是企业方面制定的，工作变得束手束脚，毫无成就感。这种事无巨细地“指导” ，让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感到十分不适。
“如果这样，索性全部由他们自己做完算了。 ”最后，他和几位同事中途退出了项目组。
老师的退出，造成的结果是，虽然是个共建项目，但实质性成果还是由企业方面完成的，科研人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验室里的学生也得不到锻炼。这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才布局和前瞻性研究。
这样的问题，其实折射出两种大学捐赠模式的不同逻辑：以往，企业捐钱、捐物，钱到位，事情就结束了；而现在，钱到位，事情才刚刚开始。其中的挑战是：需要调和两类组织的关系，而这又绝不是“甲方乙方”那么简单，两者之间充满微妙的张力。
首先是组织大目标。大学的使命是知识生产，而企业需要在一定周期内获得回报。斯坦福大学第10任校长约翰·汉尼斯在《要领》一书中总结校企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企业与大学）两种文化真的在相当程度上水火不容” ， “有的大学会让研究人员开展能够迅速商业化的研究，但这样走下去的话，学校就无法再有基础研究发现” 。
还有小目标的差异，对一笔捐赠，学校希望把能钱更多地留给自己的学生，留给本校的科研工作。但企业除了要成果之外，也会希望更多连接社会各方，尽可能扩大影响力。在钱款使用上，需要事先做更细节的安排，拟定清晰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