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互联网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 二 ) spark

审查与感知控制，是我们所熟悉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中描绘的“电幕”装置，兼具两种功能。一方面，电幕像摄像头一样，思想警察坐在中控室里观察着每个人的行为举动。 “即使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也永远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他的友谊，他的休闲，他对妻子和孩子的行为，他独处时脸上的表情，他在睡眠中的喃喃低语，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都在被不信任地审查着。 ”今年“3·15”晚会上曝光了“行走的窃听器”——儿童智能手表，表明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并非虚幻。
另一方面，电幕控制了信息渠道，让人们不断暴露于宣传和叛徒的“自述”下，从而变得麻木。奥威尔的想象，基于20世纪的窃听装置与大众媒体。窃听员与报社编辑虽然隐匿在大众视野之外，仿佛在暗室中编织着操纵与阴谋的罗网，但毕竟是具象的、可理解的个体。受众可以将种种情绪聚焦于他们身上，并幻想着只要铲除或改造他们，社会就会变好。
21世纪的审查与感知控制，采取了更日常化，但也更彻底的形式。萨斯坎德举出了一款能够迅速识别并屏蔽违规消息和文章的即时通讯软件。在算法的加持下，数字审核达到了历史上一切审核机制梦寐以求的高度；在算法的帷幕后，审核的标准也变得愈发模糊。用户对自己生成的数据毫无掌控力，而数据却被实时用于规训和审查用户。
此外，正如萨斯坎德所说：“行使这种权力的不一定是国家。各行各业的服务商都可以坚持一定的评级，这增加了这些服务商的权力，而相应地减少了被评估者的权力。 ”这里点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治理主体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机关，而是必然会分散到其他主体中。
我们常常笼统地将这些主体称作“资本” 。为此，西方也有“国有化”的呼声，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约束资本。萨斯坎德正确地指出，根源不在于名义上的所有制，而在于算法本身。
但是，算法的威力在“武力”领域体现得最为鲜明，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抵牾也最为强烈。 “武力”的原文是force ，与之相对的概念是“强制”（coercion）。后者就是常见的执法手段，是事后惩罚犯法者，进而威慑众人不敢犯法。前者则更向前了一步，是让人根本没有犯法的可能性，比如给犯人戴上手铐，或者将有自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关在软墙房间中。或许用“事前执法”和“事后执法”来对应这两个概念，会更加直观。
传统上，武力与强制都是国家的禁脔，武力施用的范围有限，且两者都需要人来执行。在数字时代，这些特征都被打破了。 “平台规则”是由算法写成，由算法执行的；文字表述只是为了照顾普通用户的理解能力，执行是自动进行的，不需要人工干预，作为算法燃料的数据也是由其他算法自动搜集处理的。
只有申诉需要人工处理，而且客服人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判决是平台自动得出的” 。这些“局部性”的代码法律运行良好，而且正如萨斯坎德所说：“数字法律，私有化的力量，自主化的武力系统，这些都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过去思考武力运用的方式。 ”
打败算法克苏鲁在我们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心中不时会飘过一丝克苏鲁式的恐惧。美国作家H.P. 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 ，生于1890年，卒于1937年），在小说《克苏鲁的召唤》中描绘了“违背几何原理，不属于欧几里得空间，令人惊恐地联想起球面和与我们这个世界迥然不同的维度”的场景，所有见到这幅场景的人都陷入了谵妄癫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