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刘露馨：美国科技战略的变革及前景( 七 ) 科技创新

其四，美国认为其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缺陷。美国精英层普遍认为中国等众多国家都推行科技产业政策，政府对科技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而相比起来，美国“市场主导创新”的发展模式效率低下。从绝对数值上来看，中美两国经费投入差距在近十年来迅速缩小。 2018年，虽然美国国内的研发经费投入仍是世界第一，达到580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以46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但从相对数值上来看，同年，美国国内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高于中国的2.1% ，但仍远远低于以色列和韩国4.5%左右的科研投入比例，其世界排名已下降到第十位。其中，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投入已远低于私营企业。在1991~2018年间，私营企业占美国国内研发支出的比例从50%上升到70% ，而联邦政府的占比则从45%下降到20%左右。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一度加强了对监听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但这些国防项目大多以开发可应用的反恐和作战技术为目的，而不是对技术创新进行长期的投资。此外，技术国际主义思想已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和创新能力，使得竞争对手获得了大量的相对收益。由于生产环节是技术升级和创新的重要环节，大量美国公司将这一环节进行外包，不仅使得美国严重依赖外国进口，也对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因此，面对中国科技实力的大幅增长及其科技创新体制的作用，美国也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认为其国家创新体系到了作出变革的时候。

其五，美国经济与社会存在内在的发展需求。美国需要开发新的技术来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5G、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科技产业链，再次带动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新冠疫情促使更多美国人进行居家办公和网上就医，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家庭都享有互联网服务，科技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在美国仍面临分配不均的问题。对此，国家必须要增强其主导性作用，加大对科技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科技资源。特别是在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原则下，其科技政策不仅是为了应对外部竞争，还要确保中产阶级能借助美国经济与科技实力的优势地位获得足够利益。

其中，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是推动美国科技战略变革最有力的动因。美国两党即使在众多议题上都高度极化和对立，但有关中美技术竞争的多项法案在国会迅速获得通过。两党在中国问题上已达成了高度共识，均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国家安全威胁” 。

三

未来几年，《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将成为美国科技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份核心法案。这份“一揽子计划”不仅要在未来五年投入近2000亿美元支持新兴技术的发展，还包括支持美国科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加强对技术转移的监管、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增加政府采购等众多举措。尽管该法案的主要支持者认为它不是一项“产业政策” ，但实际上该法案所体现的国家干预已构成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念。然而，在美国科技战略转变的过程中，拜登政府能否借助科技产业政策有效地提高美国的科技竞争力，以及能否构建起科技联盟，还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美国科研经费投入的可持续性。在拜登政府2022财年的政府预算中，有1350亿美元用于研发支出，比2021年的实际投入高出9% ，被称作是“美国非国防研发支出的最高增长纪录” 。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在过去25年里，中国国内科研经费投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 ，而美国则是3%左右。美国大规模增加科研经费投入主要是受到中美技术竞争的刺激，而这一竞争将是长期的，如果美国科研经费投入的目标是超过对手，这一目标也很难持续。此外，基础研究和新兴技术的开发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投资。目前《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只对美国未来五年的科研经费作出了规划。五年之后，随着政府和国会更替，这种大规模的投入是否还能继续，将面临很大不确定性。资金的短缺将使近年来新设立的政府机构和科研项目难以为继，造成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