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刘露馨：美国科技战略的变革及前景( 八 )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刘露馨：美国科技战略的变革及前景】
第二，科研资源的分配问题。产业政策并不一定能促进产业的发展，单纯的经费增加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技术创新问题。美国在冷战时期和近些年都有过科技资助项目失败的经历，其中科研经费的分配和刺激性机制等问题至关重要。为了应对与中国的技术竞争，联邦政府与国会正紧急加大科研投入规模，然而目前并没有对经费如何分配作出进一步的细致规划。在参议院的“一揽子”法案中，《无尽边疆法案》只规划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年度预算，而这些增长的经费将应用于哪些具体的项目，还需要更多具体的法案进行批准。该法案还计划在该基金会内增设一个新的技术理事会，以专门负责促进新兴技术的发展，但该理事会与基金会的总理事会和其他基础研究部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法案也没有说清。同样，《芯片与5G网络紧急拨款法案》计划在未来五年投入520亿美元，促进美国半导体芯片和5G产业发展，并没有就资金分配作任何具体的规划。此外，美国的科技资源长期集中在东西海岸，各州之间的资源分配很不平均，这也是联邦政府的科研项目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因此，如何高效地分配政府的科研资源、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来促进技术创新，是美国加大投入的同时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第三，平衡技术竞争与其他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拜登提出美国正面临“四个历史性危机” ，分别是新冠疫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种族歧视，并表示其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解决这四个危机。因此，拜登政府的科技战略除了服务于中美技术竞争和国家安全的目标外，还要服务于这四个总体目标，解决这四个更为严峻的危机。目前，拜登在白宫设立了一个“气候创新工作组” ，并计划为能源部提供1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这些举措体现了拜登对科学的尊重与信任，认为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保护公众健康、帮助解决气候问题。拜登还非常重视促进科学教育资源在美国的平等分配，倡导为女性和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STEM教育机会，并首次在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内设立科学与社会副主任一职。然而，尽管这些举措很重要，但解决这四个危机需要的远不止是新技术和科技教育。政府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当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倾向技术研发时，拜登政府还要面临公共卫生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等问题。如何平衡中美技术竞争、国家安全问题和四个危机，是拜登政府科技战略需要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些众议员也表达了对《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的反对意见，认为该法案过度关注与中国的技术竞争，缺少对国内科技教育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因此，这一法案能否在众议院顺利通过，还有待观察。

第四，盟友的配合度问题。美国政府试图打造的“俱乐部模式”科技联盟具有排他性，而这一科技联盟能否成功构建，还面临很大的内部分歧。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盟友都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很难以安全为由动员盟友与中国科技脱钩。美国的大多数盟友国家在科技创新与生产环节都已与中国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它们会对中国采取一定的技术防范，但并不愿与中国脱钩。其次，美国与盟友还未就新兴技术的应用和市场交易规则达成一致。 2021年6月，在美欧领导人峰会上，双方宣布设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这一新机制致力于促进双方在技术创新与应用标准、贸易和投资监管、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联合打压中国的技术发展。然而，美欧之间本身还存有很大分歧，在数据隐私、人工智能应用、产业补贴政策等方面，双方还未就具体的管制规则达成一致，如何首先协调好与盟友的科技政策也就成为美国科技外交面临的重要挑战。再次，德国、日本、韩国等科技实力强大的盟友在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芯片等领域都与美国有着竞争关系，很难联合起来进行多边合作。这些国家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历过美国的技术打压，在新科技发展进程中一直强调实现技术自主性，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为了摆脱对半导体海外供应链的依赖，欧盟也在与美国争抢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企业，鼓励他们在欧洲设厂，并同时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投入，提高自身的技术竞争力。因此，美国与其盟友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合作意愿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实质成果，仍有待观察。在冷战时期，美国曾联合盟友构建针对苏联等国的多边出口管制体系，但这建立在东西阵营本就缺少经济联系的基础之上。在各国已对中国产生高度经济依赖的现实背景下，美国试图构建的科技联盟难以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