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经理|硅谷做对了什么？( 三 ) 产品经理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申请者比拼的是能力，只要某个团队觉得自己敢挑战，不区分规模大小和背景，就可以申请。他当时所在的团队只有40多个人，就拿到一个五千万美元规模的项目。一旦申请成功， DARPA会派人进行考核，第一年结束时，如果做得好，就能拿到资金，两三年差不多能做出来。
DARPA其实就扮演了一个风险投资（VC）的角色。但与DARPA相比， VC的投资是相对短视的，因为后者的投资和孵化期限通常在10年内。刘少山说，每当DARPA发起一项突破性技术，该技术会转让给军方以完成数十年的孵化期。在该技术成为GDP的主要贡献者之前，将需要再花上10~20年的时间完成商业化。
玛格丽特·玛拉指出，要打造下一个硅谷，需要公共支出和市场资本共同合作，这些资金要能够激励和维持基础研究，而不指望立即将其商业化。此外，要慷慨地资助高等教育，使研究者能够尝试冒险的、甚至是打破常规的科研项目而无经济的后顾之忧。
新冠疫情中大放异彩的mRNA疫苗，便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资的胜利。上个世纪70年代，一位匈牙利科学家率先开展了针对mRNA的早期研究，从那时起，截至2020年12月14日美国首次批准使用mRNA疫苗，已经过去了40多年。此前，这一被认为很难的技术一直在少数实验室里低调地研究和改进，直到2010年左右， Moderna得到生命科学领域非常著名的风投机构Flagship Pioneering的投资并持续孵化至今。
凭借Moderna的成功， Flagship Pioneering创始人、Moderna董事长努巴尔·阿费扬在2021年登上了福布斯美国富豪榜。阿费扬是MIT生物工程专业博士，他喜欢在生物技术、生命科学领域不断地假设一些疯狂的、甚至不合理的科学想法，并从实验室的一个想法开始孵化一家公司。他在去年末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 “我们的每一家公司都是为了取得像Moderna那样的成就而诞生的。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耕耘的领域里真正改变世界呢？”
高校也应该有“投资经理”
在《MIT教职工和学生创业指南》中，开篇是MIT技术授权办公室主任的话：每个星期，我们都希望看到，带着发明、打算创业的教职工和学生推开我们办公室的门。不管你们是已经有多次创业经验的来访者抑或是新手，我们都在这里等着提供帮助，让创业发生。
2020年，中国国家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处长沈文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 2015年中国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之前，科技部和教育部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开展了多年调研，发现中国高校缺少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转移支撑机制和服务能力。
沈文京提到，国外一些知名大学，专门有一批人士为学校的成果转化提供专业服务。斯坦福大学能够成为美国硅谷地区最有能力的创新源头，与这所学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工作密切相关。

（2021年6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海滩的一处社区，与斯坦福大学的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合作进行一项研究，以了解老年人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反应以及虚拟现实技术是否可以改善他们的幸福感。图/视觉中国）
刘少山也指出，美国高校的成果转化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有一套完整的孵化体系。在高校层面，技术转化办公室本身就能够给学校项目投资少量起步资金，再加上这些学校与顶尖的、垂直领域的风险投资人有长期良好互动和合作，能够为校友项目对接到社会资本。
【产品经理|硅谷做对了什么？】1970年，斯坦福大学首创在学校内部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但它涵盖的工作，要远超出专利申请、保护、发明以及许可这些工作。斯坦福大学“技术风险投资项目”成员查克·艾斯利介绍，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机构的努力为斯坦福大学创造了8000多项发明、3000多项许可和超过13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成果又反哺学校的研究和教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