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秦朔对话腾讯汤道生：数字化的连接、度量与产业激活 || 大视野( 五 ) 产业互联网|秦朔|汤道生

企业的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经营好老业务，二是开拓新市场。在经营老业务方面， “降本增效”是企业永远在追求的目标。在开拓新市场方面，企业需要通过连接新领域新资源，通过研发与创新来打开新机会。
因此，度量与连接是产业激活的两个支点，但具体的情况，需要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业，了解自己稀缺的资源是什么，产业在经历什么结构性的变化，哪些地方可以通过数字化来发现瓶颈、解决问题与寻找机会。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基础思路：在一个经济的系统里，如果某一个资源稀缺，就意味着成本高，那就要想办法把这个部分“管”起来， ——减少这个部分的需要，或者替换另外一种资源满足需求，找到一个更高的ROI 。
例如，疫情刚暴发的时候，大家出不了门。好多线下店的投入本来是买了地理位置的资源，但疫情让这个资源的价值下降，就要换另外一个可以触达用户的场景资源。我们就联合飞虎互动把银行的线下网点搬到线上，打造虚拟营业厅。借助骨干网络和实时音视频技术，普通用户在小程序或者APP上，就可以与银行柜员通过视频办理业务，不到线下银行也能享受到柜台服务，一个贷款在线上可以30分钟内办结。这个解决方案在疫情暴发期间推出后，一个月内上线23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而在疫情缓解后，这个方案减少了线下网店的服务成本，也成为很多银行的常规标配。
当然，能快速用数字化工具的企业，可能在疫情前两年就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准备。所以，提前准备也很重要。对于未来趋势的判断，哪些成本可能会上涨、下降，哪些用户行为习惯或服务场景会如何变化，这都是需要思考与洞察。对未来做畅想与探索、提前去投资，也许也是一种激活方式：以适当的成本，冒着可控的风险，换来潜在的机会。
秦朔：欧美产业数字化起步比较早，中国在产业互联网时代才开始大规模进入这个时期，我们也感觉到这几年中国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似乎走出了一条与欧美不大一样的路径，这种区别存在吗？如果有的话，比较重要的区别在哪里？
汤道生：从数字应用服务角度，海外跟国内的差异没有太大区别，国内也有很多和国外一样的软件应用与服务厂商。但欧美更早就已经进入人力成本较高的时代，所以很早就有用数字技术替代部分劳动力密集的工作。美国在80年代，还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就已经开始非常广泛地应用PC与各类计算工具；而国内的产业数字化几乎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才加速发展。
在80、90年代，欧美已经陆续出现了像IBM、甲骨文、微软、SAP等企业软件领域的大型平台级厂商，主导着全球企业数字化的产品生态与服务模式，但当时国内只有大企业才能花得起高额费用使用这些软件产品，中小企业市场的普及速度相对慢，盗版软件也比较普遍。当时国内的软件工程师与系统架构师等人才储备不足，本地需求体量还不够大，还没有足够资源与能力培育出平台级的系统软件企业。
到了2000年后，尤其在过去10年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推动下，国内消费互联网的崛起，带动了各类软件研发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巨大的市场规模与资金投入也推动了数字产业化。掌握互联网技术的科技企业，进一步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开源软件与云服务也为信息系统的部署降低了门槛。在国家对数字经济的倡导与支持下，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促进下，结合本土市场的独特环境与需求，国内数字产业近年也快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