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东|刘强东公开信发得好，但所谓的“风声”只是谣言( 二 ) 京东|德邦|达达

同月，国务院在《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中提出，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稳就业作用；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更是首度公布， “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 ，对“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持肯定态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2020年我国有平台企业员工631万人，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8400万人，较上一年增加600万人。
以网约车司机为例，网约车驾驶员证从2020年10月的254.5万本快速增长至今年10月的488.8万本；外卖小哥的人数增长更是惊人， 2018年中国仅有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从业人员12.5万人，而今年的数据是突破了700万人，增长了近60倍。

图/图虫创意
一边是整体就业形势的巨大挑战，一边是灵活就业的难掩亮色，托足无门与生机勃勃并存，灵活就业特别是依托于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了吸纳中国新增劳动力的主力军之一。
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很多人选择“灵活就业”可能是权宜之计。无论你多么支持灵活就业，也必须得承认，灵活就业有“不够稳定”的天然劣势，不够稳定既意味着收入不稳定，也意味着社保的部分缺失。
这里存在一个社会悖论：越是经济前景晦暗不明的时候，人们越倾向于选择“更有稳定性”的工作，在年轻人中不断升温的“考公热”就可见一斑；但与此同时，社会在经济下行期能够提供的“稳定工作职位”是有限的，甚至不增反减。
那么，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不匹配”呢？答案就是“灵活就业” 。这里又存在另一重悖论：在经济下行期，民众与社会舆论往往更会对灵活就业进行各种攻讦，将其与所谓的“稳定职业”相比，放大灵活就业的缺陷，这次的“京东公开信”风波就在这一大逻辑中；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社会反而更需要灵活就业提供的“不稳定”工作机会， “不稳定”的另一面就是“灵活” ，对于那些志不在此的就业者而言，灵活就业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中继站” ，帮助他们挺过经济下行期，待到经济大环境趋好再去寻找他们所向往的“稳定职业” 。
也就是说，尽管在口头上， “稳定职业爱好者”给了灵活就业最多的质疑与不满，但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灵活就业反而是他们始终如一的支持者。
更何况，除了生活中的不得已之外，有些人选择灵活就业单纯就是不想被束缚而已，他们想要更弹性更自主的工作—生活关系。
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某平台骑手31.4%来自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 17.8%来自办公室职员。
你原来干什么都好，你将来想干什么都可以，但在你最需要一份工作，最困顿的时候，至少还有灵活就业。

图/视觉中国
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天生热爱自由弹性的生活方式，或者兼而有之来回摇摆，灵活就业都不会厚此薄彼。
这里就说到了灵活就业除了“灵活”之外的另外一大优势：包容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王伟进最近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就谈到：“平台用工尤其是共享平台的用工辐射行业领域多、岗位类型多、专兼职灵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从岗位需求看，平台用工既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劳动密集型岗位，也有在线教育、创意策划等知识密集型岗位，为不同文化程度、技能水平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
经济承压时，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最有力的，就是灵活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