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经理|“切条”短视频侵权泛滥，提高赔偿成行业共识( 五 ) B2B|b-2轰炸机

近年来，知识产权领域在侵权赔偿标准上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 ，从《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到《民法典》，在修订和颁布之后都增加了惩罚性赔偿的条款。国家法律和司法裁判对于知识产权侵权的总趋势显著提高侵权成本，判赔金额越来越高，也在倒逼平台去购买版权。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原资深法官宋健认为，在损害赔偿的司法确定中，相比专利、商标、商业秘密，著作权领域的侵权损害赔偿普遍偏低。相比于“香兰素”专利1.59亿元的赔偿数额、商标领域拉菲商标侵权7900万元的损害赔偿，著作权领域的判赔金额远低于其他知识产权部门法。甚至在游戏领域都有几千万的赔偿数额，但在视频领域不仅损害赔偿金额极低，且与长视频作品的高创作投入、高风险以及当前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背景不匹配。
“切条”短视频侵权势头不减，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包括损害赔偿的金额太低。王艳芳认为，各种大热的影视剧被严重侵权，国内短视频侵害著作权的大案频频发生，如果对比国外相关平台业务模式，再对比已有多起生效判决的情况下，侵权行为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其原因值得我们反思。
国外著作权领域的高判赔案件更加普遍。今年11月，德克萨斯州西区联邦陪审团裁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Grande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公司（简称Grande）须向多家唱片公司，包括环球音乐集团、索尼音乐娱乐公司、华纳唱片公司等支付超4670万美元。陪审团裁定， Grande 没有阻止其订阅用户的故意重复侵权行为，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按照每个作品33000美元的赔偿费用，须支付超4670万美元（约3.39亿元）。
近年来，多地法院普遍加大了著作权领域的判赔力度。今年8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文创版权司法保护新进展审判白皮书》显示，在判决的文创版权民事案件中，判赔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案件共28件，同比增长47.4% ，最高判赔金额达到2000万元，同比增加了279% ，表明浦东法院惩处侵犯文创版权力度不断加大。
针对短视频侵权的损害赔偿数额，张敏建议，不应仅考虑被侵权作品的制作成本，还应考虑权利人应获得的收益。损害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减少支出的许可费用计算。许可费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被侵权作品在制作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二是被侵权作品著作权人可能获得的收益，这二部分都应得到法律保护。
王艳芳认为，回顾全球的音乐版权正版化过程，目前短视频侵权判赔是否过高，个人认为高与低不是一个主观感觉问题，法院是根据具体案件具体事实认定相应赔偿数额。如果相关作品制作成本巨大，被侵权给其造成的损失当然也是巨大的，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也是适当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相关网络经营者认为现有判决判令其承担的法律风险过大，赔偿责任过高，从正常商业运营角度考虑到侵权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就会及时停止侵权。但从现实案例来看，相关网络平台一边喊着赔偿高，另一边仍在持续侵权，那么侵权收益远小于侵权成本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宋健认为，短视频领域判赔额的确定，首先应当根据个案因素确定，并非一概高判，也更非一概低判。但总体趋势是提高判赔额，提高侵权代价。同时，可预期的是，个案中的高判赔也必然会有所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与当前专利、商标领域的高判赔额案件一样，版权视频领域的高判赔额案件，也应当是精细计算出来的，且在判决书中呈现详细计算的依据。即原告应当详细提供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甚至多种计算方式、理由以及相应的证据，而被告也应当提供详细的抗辩理由以及计算方式和相应的证据。如果被告仅作消极抗辩，甚至拒绝提供证据，则法院直接支持原告诉请的可能性增大，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能适用法定赔偿。这是当前关于损害赔偿确定司法理念的重大变化，体现了司法鼓励双方当事人诚信、积极参与诉讼的价值导向，使得司法确定的赔偿额更为公平合理，体现视频作品真正的市场价值。司法定价是知识产权客体市场价值的最终体现和保障，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应当获得高判赔额，才能够减少侵权，普遍侵权现象才能够得到有效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