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二 ) 需防范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美国生产商反映芯片缺口在2021年2月达到峰值后趋于下行。由于乌克兰是氖气（芯片原材料之一）的重要出口国，俄乌冲突也会对芯片和汽车产业链产生扰动。截至今年初，美国汽车等交通运输品价格涨幅仍维持在20%以上，在2月CPI涨幅（7.9%）中贡献了3.9个百分点，贡献率50% 。
美国的通胀压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欧元区（图1）。由于基期的原因， 2021年4月美国核心CPI同比跳升至3% ，经过三季度的暂时修整后，去年10月至今持续攀升， 2022年2月已经达到6.4% ，为40年来新高。
英国自2021年8月突破3%以后一路上扬， 11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以上。欧元区在去年10月突破2% ，有可能在今年3月突破3% 。由于内需偏弱和政策刺激不强，中国通胀压力主要体现在上游（PPI通胀）， CPI压力不大（但今年上下游传导压力或强于去年）。
日本通胀读数自去年4月开始回升， 9月后由负转正， 2022年2月为0.6% ，压力也不大，中长期而言，超老龄化社会对应的往往是通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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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联储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压力指数（GSCPI ，综合考察了全球运输成本和各国采购经理指数），去年12月是全球压力指数的峰值，今年1月～2月持续下行——价值链连续两个月修复，既可能源于港口拥堵程度和运输工具短缺程度下行，也可能是中间品供应的增加，在不同国家主要原因不同，但其考察的7个主要经济体（中国大陆、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的GSCPI均出现了拐点（不同经济体压力指数的峰值所在的位置不同）。
价值链的持续修复必然会缓解通胀压力。在今年年度展望中，市场机构大多预测美国通胀的拐点或在一季度末或二季度初。但俄乌冲突和中国疫情的反弹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原油、天然气、玉米、小麦以及金属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很可能让通胀杀个“回马枪” 。
通胀-工资螺旋一旦形成，上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重演的概率会显著增加。考虑到今年是需求侧政策退出的一年，再加上实际收入的负增长也会压抑需求。全球经济“二次衰退”的概率并不低。
大滞胀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是不同因素之间的接力，既有石油冲击等供给侧因素，也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工资上涨等需求侧有关，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元大幅贬值有直接联系。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白宫的首要事项。
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当时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1966年初，美国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税提案的过程中，时任美联储主席小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一次次地推迟加息。 1968年末，失业率下降到3.4% ，马丁开始紧缩货币。
经济应声走弱， GDP增速在1968年二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 1970年四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2）。这似乎坐实了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截至1970年初，通胀已经超过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