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悬停的“数字隐形人”，如何被看到？( 四 ) 著作权|产品经理

▲图 / 数字原野计划
孙萍和梅姐，就像短暂相交的两条线，很快向着不同的方向远去。有一天，孙萍发现自己被梅姐删除了好友，她一开始很困惑，直到有其他外卖员告诉她， “工作上的关系转瞬即逝，删掉你不是因为不喜欢你，可能只是没内存了，或者单纯觉得没什么可联系的” 。
后来，孙萍又碰到了同样的情况。她渐渐明白，梅姐们不是故意为之。她们的工作一直在流动，没办法跟所有人保持联系。在北京的一个外卖站点中，一年之内流转或者是离职的骑手能够达到90% 。昨天的同事，可能明天就已经离开，他们互相的连接变得微弱，同一个站点工作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偶然产生交集的人。
他们普遍变得孤独。严飞在研究零工从业者时，通过数据获悉，这些人有9成以上都具有明显的压抑情绪，包括焦虑、紧张和低落，同时，也有较强的被剥夺感和有限的城市融入感。 “他们在一座城市里，声音一直是非常微小的，不会被人听见，听见之后，也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与对待。 ”
孙萍认为，这是数字化匹配下无法避免的信任缺失。 “一旦由平台充当中介来进行监管，契约关系就会取代信任关系，会缺少很多人情味。 ”梅姐前几天得到了从业几年里的第一个差评，原因是她通知消费者餐送到时，对方正在跟客户谈生意，觉得受到了打扰。一旦差评通过，梅姐会被扣150元。
严飞也在他的新书《悬浮》中提到类似的观点：“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构建了‘弱契约’和‘强监控’的劳动模式，他们的待遇无法通过契约得到保障，但工作过程却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一整套的严格监控，这可能将劳动者进一步异化。 ”
这些被互联网捕获的打工人，最后只能回到互联网的场域里寻求认同。孙萍的学生调查了外卖骑手的短视频制作，很多骑手喜欢发短视频，除了分享日常生活，更多还是当作随便发声的一个场域，今天遇到了一个不好的单，或者是遇到一个好人，或者是什么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骂一骂、吐槽一下。 “在这个场域底下，他更多的其实是寻求一种系统之外的压力释放” ，孙萍叫它“平行场域” ，他们需要发声的渠道， “不在平台、不在站点，甚至不在家庭，而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空间” 。

▲孙萍。图 / 受访者提供
重建附近和信任
梅姐、军军和小芳，以及更多的零工们，他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附近的一个个最小切面，他们因数字技术与平台改变了生活，也被数字社会所忽视，成为了悬停在城市上空，难以被看见和听见的隐形人。对他们来说，技术带来了益处，但技术同时也很残酷。
这似乎是个矛盾的问题，技术的利与弊该如何去衡量，如何促使科技向善，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有些技术本身就存在复杂性，就像算法技术，数据量过于庞大，导致具体运算过程对于编程者而言也是黑箱。当我们为了效率，将决断权交给算法时，是充满风险的。因此，面对这样的技术，人类的动机与责任变得更为重要。
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注是否存在算法偏见，对某些群体存在不公平。这种判断离不开企业的衡量。孙萍认为，这是一个平衡多方利益的过程。 “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占领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是个多方参与的市场，另外的利益相关方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