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悬停的“数字隐形人”，如何被看到？( 三 ) 著作权|产品经理

严飞知道，军军没念出的下一句是， “我第一次敞开心胸，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 。就像这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一样， “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 。这令严飞产生了思考，他能够理解军军的孤独与无助， “他并不是一早就打算做门窗，他有很多想法，但又受限于自己的条件，更能感受到大城市带来的压力和冷漠” 。
2019年的一个夏天，通过安装门窗，严飞认识了江西老杨，他从“门窗之乡”安义县来北京务工，在双桥有了一家小门店，一直担心高三的儿子军军考不上大学，希望严飞能帮忙“敲打敲打” 。
就这样，一个高三留守少年和一个清华大学教师，产生了连接，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个个子高高，有些羞涩和内敛的男孩，曾经告诉严飞，他用尺子在地图上量过距离，中国传媒大学离父母开小店的双桥很近，他要把它当作第一志愿。但可惜，军军最终没能考上，短暂地纠结之后，他决定来到北京，跟着父亲一起安装门窗。
互联网时代的零工从业者，虽然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在经济上的回报更多，但技术就像一张大网，他们一旦被捕获，就会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持续为系统提供交换价值和数据价值。 “被技术捕获的劳动者，劳动的主体性会慢慢丧失，数据和技术塑造了个体和系统的情景化互动，产生新的管理协商方式，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通过联合罢工或工会去解决工作中的压迫和不平等。 ”孙萍说。
只要接单系统开启，从起点到终点，外卖员的行驶速度、距离，中间拐了几道弯，打了几个电话，如何沟通，全部会被一一标记、积累和储存，等待着系统的清洗和处理，成为喂养算法与平台的养料，再被用到下一次的衡量与规制之中，这是个记录与计算的无休止循环。
为了适应这个循环，骑手们也停不下来。梅姐永远7点开系统，一有单就出发，一直跑到晚上12点，每隔一天才午休一次， “觉得困难、跑不动” ，才中午回家睡一觉，两个电瓶换着充电，平均每天10点、晚上5点要更换两次。这对骑手们来说很正常， “大家都是一干就十几个小时” 。她也全月无休，因为一旦休息，接单的单价和等级都会下滑，就像是玩游戏的级别， “青铜、铂金、黄金、王者，你要不断升级，也要防止自己掉下去” 。春耕一到，有些骑手就要返乡，等到再次回到站点，等级早就一落再落，只能从头再来。
但系统是残酷的，时间限制越来越短，甚至梅姐有时感觉， “餐都没出，就快要超时了” ，她只能更快速、不停止。有一次，梅姐的车歪倒，弄伤了手腕，需要打石膏。站长劝她休息两天，但梅姐不答应， “只要死不了，我就要上班” 。她用手指替代手腕，继续骑车送餐。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了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一位骑手争取到了小区出门证，选择出门接单，不再回家，跟其他骑手一起，住在一个废弃的三层教培小楼里，每天吃饭，全靠丈夫在小区栅栏外传递。更多的人离开家后，选择住在地铁站和桥洞里。
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孙萍通过调研发现，在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地方的骑手， 6成以上有负债， 3成以上超过了10万元。孙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娘，几百页的银行流水，全是丈夫在网上赌输转出的钱， 100多万元，一分不剩。没办法，老板娘只能跑去送外卖，每天离家还有一公里时，她就把车停下来，提前把外卖员的衣服放到箱子里，换好便服再回家，不想让人知道自家的情况。另一个中年离婚的女骑手，想要实现经济独立，从农村来到城市送外卖，她也想攒够钱，买一辆房车，这样以后去看上学的儿子，再也不用心疼酒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