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理论对教学的启示,认知主义对教学的启示】在中国学术界，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差异已经在习惯表达中显露出来 。对差异的强调首先源于研究对象，然后延伸到史料、概念和方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史是微观研究，世界史是宏观研究；中国史重史料、重考证，世界史重问题、重思辨；甚至把中国史简化为实证研究，把世界史简化为理论研究 。这种认识存在明显的偏差，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史料和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偏见 。
世界史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形成和确立的 。它在兴起之初，除了具体的对象研究之外，还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兴衰等规律性内容，因此具有重视理论的传统，这种传统体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 。
但重视理论并不意味着轻视史料 。从学科建立之初，世界史学者就为史料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20世纪50-60年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均正式或非正式出版印刷世界史史料集，试图为世界史学科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 。但由于语言、历史、文化之间的隔阂，往往难以认识和掌握目标国家的史料，以至于人们只能以有限、零碎、不占主导地位的史料进行研究，甚至造成以非历史理论为主的历史叙事现象 。这是时代的局限和特征，也是世界历史学科崛起过程中必要的努力和尝试阶段 。
近年来，随着各种条件的改善，世界史在史料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世界近现代史领域，购买各国、各地区的档案资料、出版文献和研究著作，已成为个别学者和学术团体的方向和目标 。从原始史料来看，研究成果更加喜人 。例如，在古代世界史和中世纪史领域，原始史料的使用已经成为评价和衡量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 。系统或非系统地购买国外出版的原始史料，将出版物和手稿电子化，不仅对学者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亚述语、埃及语、赫梯语、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中古法语、中古英语、中古德语等，也使一些学者脱颖而出，利用已出版的第一手史料甚至手稿进行历史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已经走向了以原始史料为主的新阶段 。
不言而喻，史料主导了中国的中国史研究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理论的指导和应用下，取得了许多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历史研究 。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海外汉学家也用相关理论来体现自己的成果 。明清时期的经济内卷论、大分流论、休克反应论等国学理论成果，启发了学者们对历史理论的更多思考，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成果 。比如中国的官僚制度用官僚理论来解释，宋代的国家治理用信息论来理解，中国的乡村用长期论来解释，清代的人的心理和行为用心理史学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身体、社会和写作用医学社会史理论来解释 。
中国历史重视理论，就像世界史强调史料的使用一样，这表明了各自学科的变化和发展 。正是在这里，它们之间存在着趋同的可能性 。更准确地说，相互学习是可能的 。中国历史学家可以更多地了解世界历史研究中所涉及的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从而促进中国历史的理论完善 。同样，体现史料的多种知识，如版本目录学、文献学、碑文学、档案学、简帛学、方志学等 。都值得世界历史学家学习和借鉴 。胡应麟、梁启超等人的史料辨伪方法、王国维的双证法、陈寅恪的考据法、陈垣的校勘四法、钱穆的专精博学、黄侃的考据三要义，都有助于世界史家提高史料基础和研究水平 。事实上，也有学者用中国历史的史料，甚至是管理历史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世界史的对象，比如用中国史书中的史料来研究拜占庭历史和匈奴西迁，用中国“为第一官”“为第一王”的观念来研究中世纪早期莫洛维亚王朝的政治史，用中国本土的“修方志”模式来解释近代早期英国乡绅修史的现象 。
在相互学习中，中国的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越走越近 。曾经造成障碍的史料和理论，现在是相互融合的要素 。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运用理论和史料的新方法、新路径 。世界历史的理论关怀已经演变为有确凿史料支撑的理论关怀；中国历史对史料的重视，已经发展为受理论影响的史料运用 。
当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异由客体形成时，无论是在史料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逐渐弱化，这表明历史的内在特征凸显 。缺乏理论关注和史料支撑的历史研究，失去了各自的时代统治力 。新主流研究是一个既有史料基础又有理论关怀的历史存在 。但是，对融合中的理论要保持特别的警惕 。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趣、问题和方法，乃至中国世界历史所依赖的许多西方概念、方法和理论，都源于对西方社会和历史本身的提炼和归纳 。中国的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照搬了那些模式，这显然是欠缺的
根基 。直接或者间接使用西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很有可能会被西方模式所左右，丧失了解释自己历史的能力 。因此，我们自己必须有理解和认识历史的模式，否则就会为西方中心论所支配 。
要摆脱西方模式的支配，需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范式 。只有这样，中国史和世界史才能够拥有自身的根基 。事实上，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学术生长的历程充分证明，我们的学术研究早已经有了正确的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著名的历史学“五朵金花”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和国家等主题，不仅中国史学者参与其中，世界史学者同样极其关注并作出积极贡献 。世界史和中国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不同的历史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问题 。因此，中国的世界史与中国史研究，在史料和理论上或许有不同的起始路径，但最终都走向了史料与理论的结合 。这一“殊途同归”的历程提醒我们，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牢靠的史料基础，更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提炼出新主题、新观念和新方法 。
（作者：黄春高，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