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广州日报无人机效果图（@视觉中国供图）甘草岭遗址中期发掘现场航拍照片。|以科技为未来写就我们的“当下”( 二 ) 本文转自：广州日报

《简报》指出，此次物探调查对铁桩水道及黄埔水道至乌洲岛水域（狮子洋至川鼻水道）开展探测工作，组建了水上探测平台。其间采用多波束测深技术对水下地形进行了14天的探测，得到了较为精确的水底三维地形图。水底三维地形图显示大部分河道底部较为平坦，淤泥较厚，高差起伏小，水底目标物较少，河道中间大多为航道，较两侧深，应是航道疏浚导致的。探测还获得了各区域河道的水深数据。
为了解水底形态和目标物情况，本次探测还采用了侧扫声呐系统并形成了水底二维声像图，并通过磁力探测发现河道中磁力值分布极不规律，数值跳动较大， “这与河道中过往船只较多，河道中航标分布密集以及河道两岸现代建筑与停泊大型船舶较多等干扰因素有关。 ”
在物探调查阶段，考古人员发现包括沉船、码头及不明堆积等疑点61处。为确认物探调查疑点的性质，他们进一步对相关疑点进行了水下探摸和确认工作，共确认沉船本体1处，沉船疑点4处，采集螺旋桨、陶瓮等文物4件，出水船体构件、石块等标本30余件。本次调查基本摸清了自黄埔古港以下至虎门大桥珠江水域（广州辖区）水下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
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增江流域地下文物数据库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方面表示，近年院方在做好配合基本建设考古的同时，也主动开展了一些专题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合作进行增江流域考古调查就是其中一例。增江属东江支流，是广州东部的一条重要河流。调查共计复查和新发现先秦两汉时期遗址400余处。调查过程中，他们积极探索利用最新科技手段为田野调查服务，田野调查方法、资料搜集、资料整理、考古研究、成果展示等各方面有了质的提高。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在《增江流域区域性考古调查实践与收获》中指出，增江流域是珠江三角洲东部早期考古遗存分布较密集的区域。 20世纪50年代便发掘了金兰寺贝丘遗址，发现广州地区最早的彩陶文化。此后陆续发掘清理西瓜岭窑址、老虎岭汉墓、围岭遗址、扶浮岭遗址、墨依山遗址等，时代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汉代等。这一系列发现初步构建起增城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编年。
而2016年-2017年的此次调查的一大特点是依托“考古通”软件展开田野考古调查， “以期通过大范围的区域调查，在遗存发现、田野调查方法、聚落考古、考古GIS空间分析等方面有所创新。 ”
曹耀文指出，借助“考古通”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本次区域调查较传统调查在信息采集、数据存储管理、分析查询、成果展示等四方面均有较大改善和提升。采集的信息包括网格信息、遗物信息、断面信息、钻探信息、探沟信息、轨迹信息、不可移动文物等，但该系统未设置‘遗迹信息’记录模块，是一个缺憾。 ”为便于记录调查路线，考古队员们现场使用的平板电脑配置了轨迹记录功能。调查时，打开轨迹记录，平板电脑将自动以30秒/次的频率记录经纬度和时间。这些信息上传“考古通”系统后，便可根据时间、调查队员名字查询和生成调查轨迹路线。
而在“获取采集信息后，队员们将各个终端数据上传到服务器存储；各个终端可下载服务器所存储的信息。也就是说，采集的信息可实现实时共享，现场采集数据在后期整理时可以修正和完善” 。
随后，考古工作者们采用Arcmap软件来构建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将网格点信息、遗物点信息、断面信息、轨迹信息等与已有的地图资料、DEM数字高程数据和天地图卫星影像等整合，通过空间校正实现数据的坐标配准和统一，以进行后续分析。比如，将遗址点与行政区划、河流水系、地形等图层数据进行叠加，便可根据需要生成遗址分布图；将各遗址遗物点与遗址地形图等数据进行叠加，便可生成遗物分布图；将轨迹数据点与卫星图、地形图等数据进行叠加，根据不同调查队员、不同时间、不同网格分别进行显示，可生成轨迹分布图；此外，还能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丰富的空间分析功能开展遗址空间分析研究。

本文转自：广州日报无人机效果图（@视觉中国 供图 ）甘草岭遗址中期发掘现场航拍照片。|以科技为未来写就我们的“当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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