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为何不愿意买买买了？( 二 ) 编者按：本文系创业邦专栏作

某种程度上，疫情也强行阻断了一些年轻人的消费欲望。
此前，工作两年的95后周辰是没想过省钱的。
“工作的烦躁就是要用消费的快乐来消解” ，房价太高，养老太远，周辰向来觉得存钱的意义不大。相反，在她看来，只有花钱才能给工作带来持续的动力。
从自己赚钱开始，周辰每周至少会有一到两次和朋友约在餐厅吃饭，人均都在一百以上，请朋友吃饭亦是常态。每月日常外卖、聚餐、买零食的钱加起来近三千，几乎占到了周辰收入的1/3 ，再加上在北京四千多一居室的房租支出，她的账户很少有余额。
疫情改变了周辰的消费结构。今年五月，北京暂停了堂食，小区封控，外卖只能送到小区大门外。一个多月里，周辰的聚餐和外卖都被囤菜自炊代替了。花在吃上的钱在这个月锐减到了七八百元，周辰无意间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存钱，感受到了低消费后的“成果” 。
越来越多像周辰这样激情消费的年轻人进入了理性消费行列。
王蕊也在疫情防控期间改变了外卖的习惯。她所在的城市一单外卖的均价往往在20元-30元，自己囤菜做饭后，她每天花在食材上的钱锐减到了10元以下。
疫情让她养成了大批量购买面包、速食等的习惯，如何在大量囤货时，找到优惠的购买方式，计划好食材的消耗与补充，这些“特殊时期”的问题让她的消费观逐渐有了精打细算的味道，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无论是疫情封控造成的即时配送运力不足，还是网购环节常常发生的发货延缓、快递滞留等，都让年轻人与敞开消费、即时满足的诱惑断联开来，在付款时变得更加谨慎和理性。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职场人消费信心报告》显示，今年6.18期间， 75.6%职场人消费低于5000元，消费在5000元至8000元的受访者占比17% ，消费超过8000元的人仅占5.5% 。
年轻人的“钱袋子”收得更紧了。
为什么不再买买买了？新世代的年轻人们进入了一场“压力测试”——从未有过的“饥饿感”袭击了他们。
塔勒布在《反脆弱：从不确定中获益》中写道， “风险管理人士往往通过历史来推断所谓的最糟情境，并据此估计未来的风险。 ”
某种程度上，中国年轻一代是对“最糟情境”毫无感知的一代人。入世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飞涨和物资的不断丰富，让年轻一代对“饥饿感”的认知完全不同于其他群体。疫情影响年轻人的，不仅是短暂生活状态的改变，更是未来对风险想象的永久刷新。
周辰真正感到不安是从身边的朋友突然失去工作开始的，收入会一夜之间断流，尽管她知道这个概率一直存在，但这个消息才真正影响到了她的生活——她对自己失业风险的评估也发生了变化。
她开始主动存钱，保守消费。
关掉花呗、调低信用卡额度甚至提前还房贷、拒绝各种形式的贷款的年轻人在这两年越来越多，沉浸于消费满足的年轻人逐渐意识到：未来的钱并没有那么好花。
上大学时，李可最常用的支付就是花呗，尤其是在买一些价格贵的电子产品，当月的生活费又不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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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超前消费的印象普遍是乐观而安全的，校园生活的不可控支出较少，来自父母的生活供给又固定而可靠，使用分期付款，就能跳过几个月的攒钱“早买早享受” 。
问题出现在了李可走出校园的第一课，她前脚刚用分期付支付了一年的房租，就遭遇了蛋壳公寓暴雷，被赶出出租房后，她还要继续向银行偿还剩下十个月的房租。没人想到，疫情导致了长租公寓的经营骤然崩盘，象牙塔外处处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