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技术|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依赖”( 二 ) “抵抗”技术

除了信息过载，当下的技术也带来过度连接问题。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曾提出著名的“邓巴数” ，指的是基于智力/资源限制，每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规模是150人左右。但现状却是，社交媒体使我们连接了过多数量的其他个体，每个人都有远超过“150”这个数字的好友列表。
根据威廉·詹姆斯的看法，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是人类生存的既定特征。我们需要与他人保持连接的同时，也需要私密性的独处来维护主体性。但过量的连接无疑带来了过度的社交压力。感知过载、信息过载、沟通过载以及社交过载是社交媒体最主要的四种过载类型，除了信息过载，其余三种都跟社交有关。 [4]

文章图片
图片来源：公众号提供
一方面，手机像“无限缰绳”一样，使我们必须随时在线，既能够连接到其他人，也能被其他人联系，随时随地被“召回”的状态意味着持续性的精神内在紧张。
另一方面，我们过多“遭遇”了他人的情感世界，往往容易导致情感麻木。此前，全媒派的一篇文章通过访谈发现， “麻木”是数字媒体促成的主要负面情绪之一：“好像明明身在局中，却又奇怪地感觉被移出局外；像有一个巨大又虚无的麻木感，我们像是被麻醉了。 ”[5]
韩秉哲在《倦怠社会》中说道：“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过剩的时代，问题是如何排斥和拒绝。普遍的交流和信息过剩正在威胁全体人类的免疫机制。 ”[6]长期的信息过载和过度连接，导致了心理层面的倦怠。这或许是引发技术抵抗的最主要原因。
技术抵抗潮带来了什么？
“信息过载”和“过度连接” ，是技术带来的相对显著的问题，其它诸如极端、暴力、炫耀、谣言等信息的流行，同样加剧了使用者的精神消耗，引发了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此外，对于数据隐私保护的考量，也是不少使用者怀疑技术的出发点。
上述的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技术本身特性导致的，有的是中介化平台的存在所致，也有的是商业化目的导致的。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当下人与技术的关系愈发密切，这些问题显得异常显眼，人与技术的对抗也更加直观并且迫切。
从前些年“逃离社交媒体”运动，到近些年“技术抵制”（Tech-lash）运动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批评；从国外监管机构纷纷推出技术规制法案，到国内对算法系统的持续审视与反思，都可以视为不同个体在技术时代为捍卫自身主体性而进行的努力。
这股抵抗潮流带来了许多改变。比如，面对算法带来的信息过载和茧房效应，国内不少年轻用户正在尝试“驯化算法” ，以尝试夺回“主动权”：比如故意点击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内容以混淆算法，使之推荐自己兴趣之外的多样化信息，或者干脆关闭App的算法推荐功能，尽量使用不带算法推荐的应用等等。
用户对算法的抵抗趋势反过来影响到科技行业。不少科技公司开始淡化算法推荐的功能比重，或是推出人工编辑的产品。 2018年， Twitter在算法信息流之外，允许用户选择按时间顺序显示信息；2019年， Facebook开始为新闻版块招聘资深的人工编辑；在2021年底，又推出了一款名为Bulletin的采用编辑筛选的资讯App；同年， Instagram也宣布将重新开放按时间顺序的信息流选项。
面对新兴技术带来的依赖问题，还有不少用户通过回归旧的媒介形式来进行抵抗。比如，回归纸质书而非各类App来进行知识获取，尝试用长邮件而非即时通讯软件来与好友保持联系和沟通等等。从Newsletter这种媒介形式的再度流行也可以看出，对旧媒介的回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了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