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罗振宇：没人能贩卖知识焦虑( 三 ) 跨年|罗胖|罗辑思维|自媒体

当然，我也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小时候也特别烦我们班学霸，我不看书，他在看书，我就觉得他是在给我贩卖焦虑。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情感，咱们得接受。

新周刊：知识服务有一个特殊性，它的用户是会成长的，授人以渔之后，用户学会了自我学习，或者有了新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慢慢离开知识服务平台。对“得到”来说，这是否会带来比较大的挑战？知识服务行业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罗振宇：不能这么想。它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知识服务最重要的枢纽是声望、是信任、是关系。互联网时代，因为有我们这样的知识服务公司，普通人也可以用相对较低的价格获得类似的服务，我觉得这是这一行的根。

新周刊：知识可以像包装好的药物一样，吃了就可以吸收和掌握吗？

罗振宇：我并不觉得知识就可以直接解决问题，这个话可以倒过来说，是因为你先有问题，我才能给你解决方案。

你说你学会了很多知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这太正常了，因为也许你并不需要它。东亚民族对于知识有时候期待太高，觉得我学会什么什么，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你心里连个问题都没有，就想靠知识来改变命运，怎么可能？

新周刊：那你小时候就没有迷信过“知识会改变命运”吗？

罗振宇：我们这一代人都迷信，因为书读得越多，岗位就相对越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即知识的兑现率高。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哪份知识也不保证你能过得好，这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就比如现在会有人坐飞机去找一个网红托尼理发，方方面面的禀赋、机遇、偏好都能被兑现。知识已经不成为唯一的命运变量了，谁说这只能是读书人的天下，没这个道理。

新周刊：你曾说，传播工具的进化产生了更多的信息茧房，「得到」要做的是打破这个壁垒。现在，你觉得这个壁垒是更高了，还是有所瓦解？

罗振宇：其实“信息茧房”在古代就有了，只不过在互联网时代它被显性表达出来了而已。之前的“茧房”体现为社区的风格、身份的风格或者居住地的风格。那时候的“茧房”更硬，更难被破开。很难讲现在的“茧房”有没有被瓦解，起码“得到”的书，一本接着一本被卖到了边远的地区，我觉得这就是刺破“茧房”的一根针。

我们这代人确实很幸运
新周刊：你是1993年到北京的，贾樟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窦唯加入魔岩文化，中国电影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你当时感受到的氛围是什么样的？这段岁月对你有什么滋养和影响？

罗振宇：当年我读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它的很多专业设置跟电影学院都是通的，所以我对那个时代电影圈活跃的一些人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的北京，像武侠小说里描述的江湖，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女子、一个长相丑陋的人、一个乞丐，各种各样的怪人在身边都能看到，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门哪派的，修为到底有多高。

新周刊：这种多样性，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慢慢变单一了？

罗振宇：城市化之后，现代化必然会让生活方式变得单一。因为现代化的主题是追求效率、速度，和胜利。你只是追求效率，比如你跑步，只要你有一个念头，我要跑得越来越快，或者我要赢得这场比赛。不好意思，一定有最正确的跑法——一个你必须让自己无限逼近的一个最正确的跑法，单一性自然就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