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我们成为技术物种的时代正在来临吗？( 五 )

创造积极技术未来的愿景
如上所述，对于一种也许很快就有能力破坏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的技术，人们的恐惧与日俱增，而科学家、艺术家与民众关于这种能力应当如何被控制以创造更好世界——一个生命有更多可能、更公平也更有意义的世界——的零星尝试，与这种恐惧共存。
在这个复杂的场景中，我们失去方向的希望、恐惧与努力，正在奋力孕育出让我们得以生存的新文化。对于我们有可能定居的未来，我们该如何构建叙事与愿景？我们该如何设想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够朝着它的实现努力？
西方社会对技术的恐惧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正如玛丽·雪莱在其著作《弗兰肯斯坦》（1918 年出版，雪莱时年20 岁）中精彩总结的那样，出现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蕴含的苦涩在很多西方人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与技术有关的伤疤，后来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预测未来的学术新作品，以及无数反乌托邦未来的文化表现形式中，这些源于盎格鲁中心经验主义的叙事仍然很流行。
其他西方国家对技术具有非常不同的经验。在我的祖国西班牙，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对技术充满厚爱；无论主人的社会出身如何，屋顶上的一片太阳能板都会被骄傲地展示，作为解放现代化的一种标志。然而，让我震惊的是，我经常在英国的农村地区听到，人们认为屋顶上的太阳能板看起来是“可怕的现代化”，觉得它破坏“乡村生活”的体验。这不只是出于审美的原因，更是出于对技术的厌恶。英语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对文化和学术写作拥有主导权，它传播了一种很特别的看待技术的态度——这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演化而来。如今，这种负面的观点又与“不稳定”的文化基因以及大部分存量就业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心态形成共鸣。这种负面预测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对未来没有准备，如果对于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有愿景，用任何办法都不能塑造未来。
在那些将科学视为福祉来源的国度里，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日本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巧妙地驾驭了复杂的地缘政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要归功于基于技术发展的增长策略，还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失业率，以及在工人（大多数是男性）及其家庭中对财富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技术被认为是一种通向更好未来的推动力，这种思潮不是只出现在日本，而是在东亚地区普遍扩散。许多现代的流行文化都相信未来人类、自然与技术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日本的小说中也很少会出现弗兰肯斯坦式的角色。

文章插图
电影《第六日》（2000）剧照。
尽管当前的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和创新的停滞，这源于对移民、性别不平等与极低出生率的恐惧，但其国民对于积极转型的期望仍然与技术交织在一起。我想和读者们分享一个来自日本的案例，它是一种进步的、富于创造性的推动力，发现了利用技术产生积极文化的方法。这个榜样也许能够启发我们，让我们思考自己对未来的愿景与梦想，那是一个我们为自己索求的未来。
2001 年，当猪子寿之从东京大学数学工程与信息物理系毕业时，他创建了teamLab公司。“科技改变世界，艺术改变人类思想……与价值”，这句箴言让他着迷，于是他致力于创造数字艺术，“为当代社会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他的梦想是和朋友们一起生活并创作，于是他创建了teamLab。如今，teamLab已经成为拥有数百名“超技术专家”的社团，包括程序员、工程师、数学家、建筑师、计算机图形动画师以及其他专家，他们在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一起工作，共同从事商业和艺术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