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我们成为技术物种的时代正在来临吗？(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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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超验骇客》（2014）剧照。
我想说的是，技术与平等能够相互促进，也理应如此。我们需要政策的创造力，以实现更有预见性和适应力的管理，确保科学技术会被用于减少不平等，而不是成为新的不平等来源。相应地，这样的管理也需要科学技术将其变为现实。
从我作为一名女性、母亲、物理学家与教育工作者的视角来看，观点是很清晰的：潜力无限。在实验室里，我们在纳米技术与生物学结合方面的研究具有国际化与多学科的特征，这让所有背景的男女学生都能够增强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力，以及他们在社会与工业上的企业家精神。因生物学与纳米技术结合而出现的新材料科学，其很多应用可能都是成本低廉的，而且很容易实现，只需要最少的实验室基础设施。在正确的框架下，新技术可以成为减少国家内与国家间不平等的一股全球性作用力。我们应当拥抱这种可能性。
纳米技术科学家已经致力于让科学工具民主化，以创造可以被全世界的人类使用的、更便宜也更简单的技术，比如纸带上的生物传感设备。这些都是“朴素设计技术”的例子：2009年在剑桥大学成立的树莓派基金会创造了售价大约35美元的“树莓派”电脑，已经销售了1000万台；2017年，媒体发布了“20美分的纸质离心机”（Paperfuge）的照片，这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师用纸张研制的一种离心机，能够利用陀螺玩具的原理分离血液的各种成分；还有一个案例是折叠显微镜（Foldscope），这是一种用纸叠起来的显微镜，成本低于1美元。更好地控制物质，自然会激发人类的本能，制造更便宜也更亲民的技术。
与学者和媒体对我们的大部分评论相反，技术本身通过让产品更优质、更价廉、更易获取，并启发科学家追求简单实用化，自然地促进了平等。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意识地施加影响，才能构建并维持这种从技术中产生不平等的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技术的种子已经埋下，它有可能开启一场成功的变革性创业浪潮。学生们被扰乱经济体系的机会所吸引，因为这种经济体系不会给他们提供光明的未来。他们要用技术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好，这不只发生在波士顿、硅谷或牛津。技术可以成为一种解决很多本土问题的实用办法，不只是在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寄望于此。
围绕生物学的科学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例如，很多亚洲国家（除日本外）并不具备强大的制药工业，它们都很看好发展医疗技术以突破现状的可能性。它们预见到在技术上发展甚至称霸全球的可能性，这将会重塑未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中国、新加坡等），生物医药相关的物理学、工程学、材料科学项目的科研经费，也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
西方世界对技术的恐惧，还有对未来强烈的悲观看法，不是正反映了有钱有势的人担心在这样的世界里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甚至是西方社会对失去文化与经济霸权的恐惧吗？难道这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游戏吗？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制造并应用技术的人，同时也在制造着恐惧，以实现对技术的控制，并防止其被滥用。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在缩减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与合作的经费，这可能会威胁到一些主要的工业国家在未来技术中的主导权，上述矛盾的状况是否强化了当前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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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第六日》（2000）剧照。
尽管质询并调整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学及纳米技术之类的技术肯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对于那些主导市场的大公司来说，新技术的很多产品和应用毫无疑问是破坏性的，威胁了它们现有的经济可持续性与增长性模型，而且是在它们传统控制区域以外的地方发展出来的。这些公司有能力通过有效地游说政府，对那些挑战其控制力的研究与开发踩上一脚刹车。媒体和娱乐工业可以通过创造叙事，让公众产生疏离感与挫败感，使他们反对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专家形成的精英阶层，从而转移他们对实际权力斗争的注意力。对技术的恐惧常被用作政治和经济武器，其威力不亚于技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