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任剑涛：技术会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利维坦吗：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二 )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的智能关系正在发生重构，从人机分流到人机互动的演变趋势似乎已经呈现出来。这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两种发展定位具有密切关系：一部分研究者尽全力提升人工智能技术，试图将之发展到与人类智能并驾齐驱的地步；而一部分研究者断然放弃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转而致力于提高人的智能，试图在让人更聪明上实现突破。于是，后者至少是潜在地激励了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使科学技术专家在生物人的质量上进行技术突破，让遗传工程尤其是基因技术的研究进入发展快车道；另一方面也促成基因技术进入临床医学，并相应激发心脑科学的快速发展，为人变得更为聪明提供医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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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人工智能技术似乎正在朝着突破传统科学和技术天堑的方向演进：人与物的界限、生与死的界限、时空结构的界限、人类与机器的界限，不说是已经彻底打破，至少说界限变得相对模糊。在人机互动尤其是人机互嵌的发展进程中，人与物的界限远不如启蒙哲学规划得那么确定不移，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对物的客体性规定，在边际界线上需要重新规划。在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联手改变人体生理结构的情况下，“永生”可能不再是一个奢侈的想法。确定不移的时间特性与固定不移的空间建构，都会因为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乃至于量子世界的现实化而发生巨大改变。一个由量子技术呈现的不确定世界，与一个由经典技术呈现的确定性世界相形而在，但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结构。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线索
当下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不再以维护启蒙时代确定的人的政治准则为目标，在其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中人工智能正在型构新的社会政治运作模式。
首先，一向以增强人的诸方面能力为基本取向的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取代人的体力与智力的新技术。人们已经预测诸如电信营销员、安检员、保险从业者、数学科技人员、会计等100种职业会被机器人取代，以及理疗师、机械操作员、紧急事件主管、医疗卫生社工等100个可能被机器人取代的职业。恼人的汽车驾驶已经可以无人化，飞机驾驶则可以让驾驶员仅仅作为一个观察员或紧急情况处理者角色，而在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内赋闲。工业机器人、商用机器人与家用机器人，几乎可能甚至完全取代目前人类所从事的绝大多数工作。
其次，一向为人所用的人工智能，正成为管控人的行为乃至思想的新工具。人工智能在应用于工商用途、家庭需要的时候，其作用主要体现为减轻人类的工作负担，它的社会政治功能既不彰显也不被重视。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社会控制，尤其是被应用于作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保障手段时，它的社会政治功能便一下子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催促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审视、做出规划、加以引导。
再次，一向被人界定的人工智能，在应用中反而逐渐成为界定人的方式与手段。直至今天，人工智能主要还被认定为模拟人的智能的产物。因此，人成为界定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一方。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于社会控制事务，人逐渐被人工智能所界定：用于社会控制的人工智能，将人按照程序区隔为正常人与不正常人两类，对前者进行常规控制，对后者进行针对性控制。即使在监控前者的时候，启蒙哲学对人的理性行为者的规定性也明显下降，甚至是丧失了这样的规定性。因为出现在公私场合的人，需要按照人工智能的设定监控程序谨言慎行，才会免于人工智能对其行为的针对性监控。而对那些曾经违法犯罪或可能会成为违法犯罪者的针对性监控，就犹如布下了天罗地网一般，很难逃出人工智能的日常控制范围。从惩治违法犯罪的有效性上讲，这自然有些令人鼓舞，但从社会秩序供给者的人之主动性丧失、被动性控制的视角看，这样的控制体系不但很难提高人们信守内心与社会秩序的自觉性，相反很可能激发人们铤而走险的冒险心理，成为违法犯罪的刺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