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那些著名的学术造假事件( 三 ) 学术女神STAP细胞造假事件201

事隔60年后，一个偶然的发现揭穿了密立根所谓的实验结果，这个结果来自密立根的笔记和手稿，是一位史学家发现后公之于众的。密立根发表的58次观测结果，并非如他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是“没有经过选择的” ，而是从140次观测中挑选出来的！他只采集那些对他有利的漂亮数据来使用，整个实验，只是一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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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风波
2004年和2005年，时任首尔大学教授的黄禹锡领导研究团队先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成功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和患者匹配型干细胞。但是2005年底，有关黄禹锡干细胞学术造假的丑闻逐步被揭露，黄禹锡被指在研究过程中“取用研究员的卵子” 。
首尔大学随后的调查证实，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黄禹锡本人也被首尔大学解除职务，并因涉嫌侵吞经费、违反伦理、通过非道德手段获得人类卵子等行为遭到起诉，韩国政府决定取消黄禹锡“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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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包庇——作弊者的保护伞
科学研究中欺骗作假行为是违背科学道德的，应受到公众尤其是科学界的谴责，然而遗憾的是，一些科学家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却对这种作弊行为进行包庇，这从另一方面助长了作假的风气。巴尔的摩事件则是著名的一例。
1986年4月，美国学术刊物《细胞》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论文所阐述的新发现令许多生物学家感到不可思议。论文的作者之一，是大名鼎鼎的大卫·巴尔的摩——1982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然而这一次，巴尔的摩却翻了船。原来论文所依据的实验是巴尔的摩最信任的合作者特里萨·嘉丽一手制造的骗局，而巴尔的摩完全被蒙在鼓里。可悲的是，在长达5年的调查过程中，巴尔的摩始终利用自己的声望公开威胁调查者，反对外界的干预。巴尔的摩和嘉丽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公众面前造成极坏的影响，动摇了人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赖。
可惜在美国科学界不止一个巴尔的摩。著名美国科学院院士雷默奇尼有一个学生叫约翰·朗，负责对试管中的霍奇金氏病的肿瘤细胞进行培养。别人培养都未能成功，他却一下子搞出了4个永久性细胞系，成为了唯一成功地培养出永久性霍奇金细胞系的人。这是1970年的事， 10年以后他的作假才被揭露出来。原来他的4个细胞系全和霍奇金病的肿瘤细胞无关。那么为何10年后才发现约翰作假呢？原因就在于他的老师是他的保护伞。雷默奇尼虽然没有像巴尔的摩那样明显地为自己的学生辩护，但是他对学生利用自己的声望不严肃对待科学研究，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而20世纪最具影响的包庇作伪案，莫过于持续8年之久的争夺艾滋病发现权风波。 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特尼尔教授从一名患淋巴结病变的同性恋患者身上提取了一种病毒，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事隔一年， 1984年5月《科学》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研究员盖洛的文章。文章称盖洛等人首次从48名艾滋病患者体内分离出了大量的病毒，并强调他们是独立发现的。蒙特尼尔马上发表声明，认为盖洛研究艾滋病病毒的血样是他寄给盖洛的，并指责盖洛剽窃他的科研成果。由此一场争夺艾滋病发现权之战拉开了序幕。到了1987年，法美两国科学家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地步，两国领导人也亲自出马参与斡旋。经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双边调停，达成两国共享优先发现人体艾滋病毒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