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 , 他厌倦国内一些职场需要维护的人际关系 。 他介绍 , 在国内的老东家是一家非常看重绩效的公司 。 同职级的员工 , 因为绩效不同 , 年薪差距可以达十几万 。 这会导致职场竞争激烈 , 而又因为组长能直接给下属打考评 , 影响绩效结果 , 加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程度 。
“如果你和组长走得近一些 , 关系好点 , 他在分活的时候 , 会把一些有亮点的 , 容易出绩效的活分给你 , 年终奖也会多一些 , 岗位提升的机会更大一些” , 他说 , 当时的自己不屑于维护这种人际关系 。
他表示 , 去日本后 , 在绩效打分上 , 会相对公平 , 人际关系会平淡、简单很多 。 在工作压力上 , “如果国内互联网公司的节奏和强度是100分 , 日本就是70分到75分” , 他表示 。 国内老东家有明确的加班制度 , 一般都得加班到晚上9点之后 。 而在日本 , 无论是富士通、三菱等大公司 , 还是小型创业公司 , 大部分上班时间是九个小时 , 晚上7点就能准时下班 。
并且他没有感受到职场中有35岁的年龄焦虑 。 他出国时是28岁 , 和他同时应聘的还有一位37岁的中国人 。 “即便是37岁 , 在日本也还属于年轻人” , 他说 。 他所在的团队 , 50多岁的程序员并不鲜见 。
找工作容易 , 融入当地难2020年 , 沈玉的丈夫因工作派遣去了新加坡 。 她离职后 , 跟随丈夫去新加坡生活了一年 , 两人才决定都搬到新加坡 。
由于本硕毕业于国内前TOP2名校 , 有多家互联网大厂经验 , 沈玉到新加坡之后 , 面试很顺利 。 不过 , 她并没有选择高薪工作 , 而是结合当地薪资水准 , 离开互联网行业去了一家银行做开发 , 拿到的薪资低于同资历的同行 。 “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朝九晚五 , 我非常满意” , 她说 。
不过烦恼也是有的 。
“在新加坡租到合适的房子很难” , 沈玉表示 。 她搬到新加坡后 , 和丈夫租住的这一套50平米公寓 , 是托朋友留意 , 同时每天和中介保持联系 , 一旦有适合的房源就赶紧预定 , 才抢到的 。 这里的租房并不比国内一线城市便宜 , 他们的月租金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 , 想要租住得好 , 花费还会更高 。 加上每月1万多元的开销 , 生活成本并不低 。
更重要的是 , 对他们来说 , 找一份工作虽然不难 , 但让人满意的工作仍然是少数 。
谭小可是在国内办理工作签证后前往的日本 , 去到当地后 , 忙碌了一个月多 , 他只面试上了一家小型游戏公司 。 这和过往经验和能力有关 。
“我不是在日本留学 , 之前也没接触过日本外包项目 , 没有太多优势” , 他表示 , 凭自己当时的能力 , 只能面试上那家公司 , 职位和国内工作时一样 , 只是初级水平的测试岗 。 现在看来 , 他觉得入职那家小游戏公司 ,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
脱离了工作 , 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也不少 。
因为只会一些简单的日语 , 程序员又是一份偏技术型的工作 , 在工作中使用一些限定专业名词 , 谭小可还能和同事做基础的交流 , 但想要正常社交 , 融入当地文化 , 则难度不小 。
他提到 , 无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中 , 依然有一种“日本人和日本人玩”的隔阂 。
“公司下班后 , 晚上有活动的话 , 一般不会叫我们” , 他说 。 去超市买东西 , 吃饭点餐 , 他能用一些简单的日语交流 , 但想和当地人深入交流 , 甚至聊一些文化和历史话题 , 会很困难 。 他表示 , 自己的性格还算活泼 , 周末会组局踢足球 , 但日本的同事很难约出来 。
“如果你没有成家来到这里 , 想找一个日本的异性朋友 , 是比较难的” , 谭小可表示 。 在他看来 , 最终能留下来的 , 一类是在日本留学或者语言交流无障碍的职场人 。 另一类是已经成家 , 全家搬迁到日本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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