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我在国外写代码，领导禁止我加班，35岁焦虑逐渐消失了( 四 ) 第三方支付

对在另一家大厂工作的程序员王滔来说，在裁员招聘并行成为部门常态之后，她无意间得知绩效考核要和个人加班时长挂钩，于是她的最新目标是成为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
研发需求一个压着一个，为了拿出工作结果，每个产品经理都说自己“是新需求、优先级很高、尽量把功能都实现” ，而她应急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加班。除了王滔不善拒绝的性格，最重要的原因是，她需要用又快又准的代码证明自己符合组织对人才的要求。
“Talk is cheap ， show me the code（废话少说，放码过来）。 ”王滔原本很喜欢Linux创始人的这句话，但现在如果有机会，她想问问这位52岁的前辈，写多少行代码才能避开裁员的漩涡？
李双悦也经历过这种荒谬。武汉疫情复工之后，整个行业就“卷”得很厉害，不仅是自己的同事，从供应商到整个行业上下游公司都在“卷” 。那会儿夜里11:30下班是常态，同事们为了让老板看到自己的勤奋，下午去商场排奶茶2个小时，直到6点再缓缓打开电脑。
她不一样，总是尽量在工作时间内把所有事情高效做完， 7点钟准时打卡回家。但这样的工作态度，公司并不接受。去年4月，另一个部门的领导把她拉到小屋里问：“作为一个经理级别的人，你为什么每天按时下班？”
她好言好语地解释：“我的KPI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我和老公需要自己开火做饭，不可能每天都11点回家。 ”他立刻反问：“那你们两家老人是都死掉了吗？”听到这句话，李双悦整个人处在惊吓的状态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 图 / 电视剧《我，到点下班》
但来到海外，她又显得太过勤奋。在瑞典，李双悦还维持着自己在国内工作的惯性——实时回复、事事同步。
哪怕她正在吃饭，只要听到办公软件的提示音就会扔下饭碗，立刻去回复工作信息。但显然，海外的同事都没有患上这种“强迫症” 。 “我发出的消息，隔两天才有人回复是常事。 ”她说， “每个人都会优先自己手头有时间表的工作，中途进来的需求就是得等。 ”直到大半个月之后，李双悦才习惯这种等待。
她的上司们也感受到这种勤奋所带来的压力。
李双悦每天早晨都会用Google Keep记下自己当天要完成的工作，在每一项任务后面打勾、同步给同事和上级是规定动作。来了瑞典，她依然如此。李双悦每完成一项工作，对方都会立刻收到更新推送。
没过多久，直属上级就不胜其扰地告诉她：“不要再把任务表单同步给我，否则打开手机尽是你的工作信息，我压力太大。 ”领导委婉地说，工作总结每周更新就可以，她又拿出自己在国内写周报的劲头发了个文件夹过去，对方只好直说：“不不不，我没有想看。 ”
超时工作更会被严肃劝告。为了树立优秀新人的形象，第一次独立交报表之前，李双悦连续加班了一个星期。直到周五，上司发现她竟然晚上10点还在工作，立刻严肃地给她发了消息：这个时间，你应该关掉电脑，和家人待在一起。她只能尴尬地回复：“我这就去” 。这件“耸人听闻”的事甚至直接传到了老板那里，对方认真地告诉她：每周工作时长绝对不要超过45小时。
“他们都嫌弃我太卷了。 ”李双悦说。
而对张森来说，出国之后的工作强度反而更大了。他在半年前加入爱尔兰亚马逊云总部，负责IT支持业务，帮助大客户寻找服务器问题。
PIP制度（绩效改进计划）是每个亚马逊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新人，他一度在危险边缘徘徊。亚马逊云的考核标准只有两个维度——服务客户数量、客户满意度。这要求他必须又快又准地解决问题，每天6～8个小时的工作排得很满， “不可能像之前的工作还有摸鱼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