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灵活就业人员变迁史( 二 )


在这一年 , 农民工的总数约为1亿人 。 这就意味着 , 进城农民工之中的70% , 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
国家统计局这一年的报告里还有一句话 , “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成为就业人员增加的新亮点” 。
这个亮点持续了将近20年 。
工厂、工地 , 遍地灵活2002年 , 灵活就业人员中的“下岗再就业”人员 , 要比进城农民工还要多出500万 。
但在此后接近20年的时间里 , 农民工都成为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绝对主体 。
参考一个数据即可得出这个答案——未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数量 。 他们或是在各种纺织厂、电子厂、砖窟、煤窟打着零工的工人 , 或是跟着包工头辗转一个又一个工地的地盘工 , 或是出现在一个个城镇家庭中的清洁工、煮饭阿姨、月嫂 。
他们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
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数据 , 未与单位或雇主签订任何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为64.9% 。 按照2016年的2.82亿农民工来算 , 这就已经是是1.83亿的灵活就业人员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比例在2013年之后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 。 而此后数年的监测报告 , 未再公布这一数据 。
2亿灵活就业人员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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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金角财经
假如我们仍取2016年的64.9%这个比例 , 结合2021年的农民工总数约为2.93亿 ,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数字:
1.9亿 。
这与前不久公布的“2亿灵活就业人员” , 相差无几 。
在农民工中从事行业中占比最多的 , 则是制造业与建筑业 。
2亿灵活就业人员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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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以制造业为例 , 2021年 , 有约7900万农民工进入制造业 。
世界银行在2004年与2011年做的中国制造业抽样调查中 , 企业平均使用临时工的比重为34.66%与20.57% 。
而按照今年3月发布的一篇名为《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的论文引用的案例:
武汉市一家从事家电生产的大型企业 , 该企业共有员工3475人 , 在2075名一线普通工人中 , 企业直接聘用的合同工仅有171人;从劳务派遣公司雇用的员工为846人;临时工1058人 。 临时工比例为30.4% 。
假如我们只算临时工 , 取三个数据的平均值29.7%来算 , 制造业也有至少2300万的灵活就业人员 。 (而事实上 , 大多数时候 , 劳务派遣员工亦可被算作灵活就业人员 , 根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的一份调查 , 2020年中国有3700万的劳务派遣工)
数据更为确切的是建筑行业 。
综合国家统计局数据 , 2017年我国建筑行业从业总人数为5535万人中 , 农民工中从事建筑行业总人数为5415万人——也就是说 , 我国建筑行业从业者的97.8%都是农民工 。
而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的测算 , 我国建筑业就业人员中约有76.6%为灵活就业人员 。
取这个比例换算 , 综合2021年的农民工监测数据 , 我们将得出一个数字:5557万 。
也就是说 , 仅仅制造业与建筑业 , 就有接近8000万的灵活就业人员 。
加上3000万的家政工 , 这三个传统行业就已经撑起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大半壁江山 。
灵活就业新形态时代是一个循环 。
正如当初农民工取代了“下岗再就业人员”的主体地位 , 灵活就业人员也在新旧交替 。
众所周知 , 流水线上、建筑工地里的年轻人 , 越来越少了 。
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 , 2015年制造业劳动力30岁以下占比28.2% , 30-45岁占比45.7% , 45岁以上占比26.2%;到了2019年 , 30岁以下占比降为21.4% , 30-45岁占比升为46.1% , 45岁以上占比升为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