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磊：多方协同参与直播打赏治理，科学界定直播平台责任边界( 二 ) 作者：王建磊|深圳大学传播学

即便如此，由法律法规来制约直播行业出现的部分问题，仍存在执法成本高、控辩周期长、证据搜集难等现实问题。而且，当采取法律治理时意味着已触及到社会底线，在此之前，更应鼓励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平台自治等协同治理手段的及时干预。如通过社会监督，广泛发动用户对不当打赏进行监督、举报；通过行业协会呼吁和倡导各平台以“公约”的形式抵制不当打赏，并强调加强企业之间的联合和对主播的监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通过制定细化的、可操作的技术、制度等举措，建立立体化的治理体系，定期发布治理公告，如《关于抖音直播严肃整治不良直播PK内容的公告》和《抖音关于打击直播诈骗黑色产业链的公告》，强化平台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和社会责任主体的双重身份属性。
可以看出，在综合治理体系中，既有行政、法律等硬手段，也有倡议、公约等软方式。直播平台处在直面用户、主播和对应监管机构的中间位置，在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中，具备一定赋权属性和治理责任，也具备了合理动机——一旦发生司法实践，直播平台一般被视为共谋方，需要共同担责，处理不当则影响企业声誉，损失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平台的态度和认知至关重要，其对用户和主播两头的衔接作用以及对用户和主播近身利益的直接影响，决定了平台自治理的作用才是更加关键和有效的。
首先，针对“打赏主体” ，平台可以有效确保其具备有效行为能力。不当打赏的发生，有因打赏者的价值观偏离，也有因主播的不当诱导，提升各自的媒介素养教育既势在必行、又任重道远，而平台可以采取技术的、制度的有效举措实施源头把关。以抖音为例，按照其直播规范，未成年用户无法发起直播和语音连麦，同时，实名认证的未成年用户或开启青少年模式的账号无法充值打赏。直播期间，系统如检测到某打赏账号疑似未成年人，将要求账号进行实名认证，如确认为未成年人，该笔消费将被拦截，该账号也将被禁止在抖音充值打赏。可见，抖音平台通过阶段划分和场景区隔，采用科技手段加强前置性管理，具备较好的技术可操性。
其次，针对“不当打赏”的可能态和已发态，平台可采取足够手段予以限制和设立“触发-管控-追回”机制。平台的首要做法是切实落实监管部门的管理规定，对所有网络主播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此外，可考虑对用户每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提醒。近日，笔者注意到抖音直播上线礼物消费提醒功能，这个消费提醒功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固定金额档位，另一种是智能提醒。用户开启智能提醒后，系统将根据其在抖音直播的消费情况，自动进行提示，引导其理性打赏，这一做法值得行业借鉴。一旦发生了不当打赏的事实，平台需有立即处理和全权配合的自觉，如在抖音直播启动“诱导未成年人打赏”专项治理活动中，一经核实未经监护人允许的未成年人打赏，抖音直播会在24小时内全额退款。截至2021年底，共拦截涉未成年人直播打赏5399963次，封禁诱导未成年打赏帐号直播权限5627个，这一系列操作在行业中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