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富豪搞慈善捐赠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 四 )

空走钢丝的富豪找到了一根平衡杆，那就是捐赠。
他们的经历，在100年后产生了回响。2000年，在面临反垄断诉讼两年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他将在有生之年捐出所有个人财产。此后，他逐渐退出在微软的工作，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公益。
很难说这些投身公益的富豪没有造福社会的梦想。但在彼岸的崇高和此岸的自利之间，曾有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他们跨了过去，才触及崇高。
如何捐赠？科学地用好每一分钱赚钱和花钱，都需要“科学”。承认并且精确计算利益，正是整个公益系统的运转逻辑。
这种“科学”，首先体现在对捐赠领域的把握上。前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第一次向比尔·盖茨汇报时，感到非常紧张。这是因为，同事告诫她，一定要认真准备，因为盖茨看过所有材料，而且对数字极其敏感，对很多国家，比如埃塞尔比亚政局、尼日利亚北部冲突和阿富汗战乱等十分清楚，而且对资助领域的科研进展也了如指掌。
深入调查捐赠领域，这不是盖茨特有的做法，而是私人公益基金的传统。从成立最早的塞奇基金会开始，社会调查就是工作的重要一环。塞奇基金会专设统计部、课题研究部，开展田野调查，出版了大量社会调查报告。在成立后的几十年中，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或社会工作者。这样的例子，在之后的基金会发展史上不胜枚举，卡内基基金会的《弗莱克斯纳报告》、福特基金会的《盖瑟报告》等等，都是影响巨大。
“科学”地用钱，也体现在以专业的管理制度行事。更直接地说，就是照搬了企业管理制度。随着企业管理实践的更新，公益基金的管理方法也在与时俱进。
用人当然也需要“科学”。私人公益基金会不是富豪个人的爱好，或者发挥余热的地方，交给家属随便打理就好了。在美国，大型私人基金会的掌门人是当之无愧的社会精英。仅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有3位官高管曾担任过国务卿。所以，大基金会又有“影子内阁”之称。其他还有许多基金会管理者来自大学校长、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也不乏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入职盖茨基金会之前，李一诺是麦肯锡的全球董事合伙人。她刚到基金会时，也为其他员工的背景感到意外，他们中间一半人有创新相关的专业背景，而不是她想象中的“具有公益背景的员工”。
董事会的第一届董事常常包括捐赠者及其家属，但家族在董事会的影响一般只持续二、三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忧虑：富人已经手握金钱，通过捐赠，他们的权势会否贯穿所有方面，并把权势传递下去？
也因此，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一直面临政府的严格监督。这种监督涉及税务、财务等等，但最为严密的监督往往针对政治，比如，参与总统及政府高官的选举、宣传，对特定社会思潮传播及其社会议题的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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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不平等，越捐赠可以说，《财富的福音》发表133年后，西方公益依然处于其大致理念的延长线上。
卡内基说，富人要成为“贫穷同胞的代理人”。
洛克菲勒说：“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竭尽全力，放手一搏”，2020年度公开信中，比尔·盖茨说，这是他与巴菲特的共同信念。
四位大亨的话，含义相近，程度递增。与此形成呼应的，美国捐赠规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1987年、2008年及2009年之外，几乎每年都在增加。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Giving USA 2021：2020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20年，美国捐赠总额又创新高，达4714.4亿美元，比上一年提高5.1%，高于当年3.8%的通胀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