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像华为这样的设备商,他们的市场营销方式和人力资源体系也必须从“打游击”变为“正式作战”。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孙亚芳第一次出手便震惊企业界。
1996年2月,任正非接到了孙亚芳提交给自己的两份报告书,一份是述职报告,另一份是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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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内容就是,孙亚芳要带领华为二十六个办事处主任,为公司的体系改革主动做出牺牲,让公司来决定改革后的人力需要。
这一次改革运动,直接促成了华为后来的干部能上能下的局面。其中有六名办事处主任被置换下来,由新员工走上领导岗位。
这种自我否定的形式也强行推动了华为的市场策略,完成了从“公关型”到“管理型”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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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任正非在“集体辞职”4 周年纪念讲话中给予了孙亚芳很高的评价 :
“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远大的。
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孙亚芳出手一鸣惊人,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事改革,也是华为两大支撑体系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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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芳作为推动者,获得了公司的金牌奖项,还被升职为华为市场常务总裁。权力越来越大的孙亚芳,很快便又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
在当时,华为一直头疼的是制造商的回款问题,由于回款太慢,华为的现金流每每出现问题,有时候员工甚至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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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华为收到一笔贷款,就在华为一众高层研究这笔资金该如何使用时,孙亚芳是唯一一个提出先发员工工资的那个人。
在她的提议下,员工们拿到了拖欠的工资,顿时干劲大涨,公司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得到解决。
目光长远的孙亚芳又提出了“只有运营商赢得利润,赢得生存能力,设备供应商才能生存”的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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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送到任正非办公室后,任正非只是嘱咐道:“大胆放心地去干。”
刚刚发动一场巨大的人事改革,孙亚芳在同年又开始让华为与各地的电信局合资成立子公司。随后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华为一共成立了十多家合资公司。
这种和电信局合作的形式,让电信局和华为形成共同的经济利益体,由此华为也就开辟了庞大的销售渠道,绑定了许多的长期客户,令人头疼的回款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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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孙亚芳还建议多多吸纳邮电系统的员工入股华为。因为这样可以使得华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有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正是曾经在电信局工作的经验,让孙亚芳的脑海里,有了这样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改革想法。
自此,华为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营销两大体系,在孙亚芳先后两次大手笔之下,已经趋近于完善,这也是为何华为从1996年后就开始了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 本文转自:余杭晨报近年来|补贴政策“找不到、看不懂、不会申”?余杭上线“幸福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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