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奖得主杨立昆：我如何走上人工智能之路丨展卷( 四 ) 2018年图灵奖得主、法国人工智

我的偶像
1983年夏，我从工程专业毕业时，从一本书上了解到一个对自组织系统和自动机网络感兴趣的小组：网络动力学实验室（LDR）。他们的办公地点位于巴黎圣纳维耶沃综合理工学院的旧址，小组成员都是法国人，他们来自各大高校。因为该小组不挂靠任何机构，所以几乎没有经费和预算，只有一台回收的计算机。从另一个角度说，法国在机器学习方面的研究当时正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我拜访了他们。和我不一样，这些研究人员没有接触过有关神经网络的早期出版物，但他们熟悉其他作品。
我向他们表示，我对他们的研究课题感兴趣，而且我所在学院的设备有助于他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后来，我在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时，也加入了他们的小组。 1984年，我准备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当时我有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的研究奖学金，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论文指导老师。弗朗索瓦丝·福热尔曼-苏利耶（Fran?oiseFogelman-Soulié ，后来更名为Soulié-Fogelman）与我共事了很长时间，她当时是巴黎第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副教授。从能力上来讲，她完全可以指导我，可惜，她还没有完成国家博士论文
（此资格是欧洲教育体系的特色），所以她没有取得指导博士论文的资格。
因此，我只能求助于实验室中唯一一位能够指导计算机博士论文的教授莫里斯·米尔格朗（MauriceMil-gram），他是贡比涅技术大学计算机和工程科学的教授。他同意成为我的导师，但同时表示他对神经网络一无所知，所以可能帮不上什么忙。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关照。那段时间，我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巴黎高等电子与电工技术工程师学院（和它强大的计算机）和LDR（和它的知识环境）中。
我身处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这实在令人兴奋。在国外，也有一些课题跟我们接近的研究小组正在慢慢起步。 1984年夏，我陪同弗朗索瓦丝·福热尔曼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带有传奇色彩的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
当时，我十分渴望见到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来自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特伦斯·谢诺夫斯基（《深度学习》作者），另一位是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杰弗里·辛顿，后者与约书亚·本吉奥和我共同分享了2018年度的图灵奖。
辛顿和谢诺夫斯基于1983年发表了一篇有关玻尔兹曼机（BoltzmannMachines）的文章，并在其中描述了一个带有“隐藏单元”的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这个隐藏单元是位于输入和输出之间的中间层的神经元。我之所以对这篇文章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提到了多层神经网络的训练，这可是我研究课题中的核心问题，他们是真正对我的研究有价值的人！
“你认识一个叫杨立昆的人吗？”
我职业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出现在1985年2月，在阿尔卑斯山莱苏什举行的研讨会上。在那次会议上，我遇到了当时世界上对神经网络感兴趣的顶级专家，他们有物理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遇到了在科学界宛如神话一般的贝尔实验室里一个新成立的研究神经网络的小组成员。得益于在莱苏什的相识，三年后，我被该小组聘用。
这次研讨会是由我所在的法国研究小组LDR的成员组织的，他们是弗朗索瓦丝和她当时的丈夫热拉尔·韦斯布赫（GérardWeisbuch），后者时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以及当时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任职的理论神经生物学家埃利·比嫩斯托克（élieBienenstock）。会议汇聚了许多对“自旋玻璃”感兴趣的物理学家，以及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权威人士。约翰·霍普菲尔德那篇关于自旋玻璃和神经网络的开创性文章[4] ，引得许多物理学家开始关注并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但当时仍有许多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不愿谈及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