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疫情常态化下的数字化生活场景与远景( 三 ) 行业|数字化|ai|业务|购买者|银

疫情常态化重塑社会心理，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婚育欲望
人口转变是20世纪全世界普遍发生的重大人口事件，体现为死亡率从高水平降至低水平，死因模式从以流行病和传染病为主转变为以退行性疾病为主，经过或长或短一段时期的人口快速增长后，生育率也或快或慢地从高水平降至低水平。目前全世界除了非洲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低生育率的挑战。后人口转变时代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常态化持续，对全人类的社会心理造成了深刻影响，疫情不断反复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也影响到了人们的婚育意愿和行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仅为1200万人，总和生育率为1.3，相较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伊始的2016年出生量大幅下降，呈现超低生育率态势。这固然是自1992年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以来生育持续低迷局面的延续，也与疫情对适龄人群婚育的负面影响直接相关。
疫情常态化对婚姻的影响是进一步延迟了结婚时间、提升了离婚率。婚育推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超过25岁，在大城市接近30岁，主要原因是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婚育观念的变化，婚前同居的普遍性也使得统计的结婚率有所下降。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出行不便和民政部门、婚庆公司等时间安排的原因，很多年轻人不得已推迟了预定婚期，进一步推迟了结婚时间，降低了当年的结婚率水平。与此同时，离婚登记率却出现不断上升的势头。由于疫情限制了人们的外出行为，夫妻相处时间更多，对一些家庭而言固然使家庭关系更为紧密，但也有一些家庭以往难以发现或避而不见的裂隙变得明显，甚至不断加大。疫情对工作和收入的影响也是造成一些家庭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很多小微企业或个体经营者在疫情期间无法继续生产经营，失业、收入下降或无收入来源、沮丧的心情和缺乏沟通理解的氛围，都是使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
疫情还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重新审视育儿的成本与收益，这使得生育意愿进一步低迷。生育转变的两个主要解释一是来自于经济学框架的孩子成本收益，当父母开始意识到生育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时，且能较为方便地获得计划生育药具和手术服务，就不会再维持较高的生育率。二是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的风尚传播理论，当低生育率成为普遍的文化习俗，大多数家庭都会遵循习俗生育更少的孩子。中国近几十年令世人瞩目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期待使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攀升，而可预见的收益寥寥可数；年轻人中恐婚恐育的心态较为普遍，婚育意愿和行为不断走低。当疫情突发使家庭收入减少、前景预期不明，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养育更多的孩子，而是尽可能通过健康投资、能力提升和资产保值使不确定的生活增加一些确定性。尽管中国政府在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基础上于2021年实施了更为宽松的三孩生育政策，但支持配套措施的有效性才是保障政策顺利落地的关键，其核心是能否在疫情常态化的形势下增加家庭的安全感，构建生育友好型和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氛围，解除年轻人的生育和养育顾虑。
疫情常态化凸显数字鸿沟，挑战和改变老年人的生活
在任何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老年人都是相对弱势和需要额外施加保护的群体。疫情常态化情境下无论是远程教学和办公，还是预约核酸检测、提供“健康码”“行程码”等，都离不开智能手机和网络，而这样的数字化生活对于部分老年人而言却是陌生而艰难的，数字鸿沟在疫情期间凸显，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中必须要正视和克服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