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任剑涛：技术会成为现代社会新的利维坦吗：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十 ) 要素|数字化|转型|大数据|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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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因为技术带给人们的好处是由技术专家甚至是技术天才的发明与创造的结果。在他们巧夺天工的技术创制下，在现实中带给人们极大好处的技术，绝对处在一般人想象之外。因此，科学专家与技术天才联手催生的高新技术，本身就带有支配性地影响普通人的强大能量。当人们普遍接受技术带来好处的时候，实际上也就主动放弃或被剥夺了自己亲力亲为改进工作技巧和提升技术水准的权利与机会。在不知不觉中，新技术与技术专家协同成为弱化普通人生存、发展技能的方式。于是，人们只好日渐屈从专家的技术发明与技术生产。可见，人对技术的屈从乃是科学-技术携手发展，以及社会分工体系的演进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也因为社会分工的长足发展，人对技术的一般屈从并不见得就必然导致当下和全局的危机。因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技术不是自足的东西，它需要依赖其他社会要素的互动，才能聚集促使自身不断发展的必需资源。人对技术的屈从真正具有危险性的是政治之手可能促成的那种单纯凭借技术提供的种种产品，将技术推向一个占尽社会优质资源、独占政策考量优先位置、将之作为控制社会的支配性手段的地步。这是政治对技术的屈从，也是技术屈从危害性最大的方面。
国家更容易屈从于人工智能技术
由于国家结构与功能的特殊性，使国家对技术的屈从容易在国家权力展开系统动员的情况下呈现出来。国家比个人和公司之类的社会组织更容易屈从技术。这可以在一个比较框架中得到说明：保有多样性的个人不可能悉数接受控制自身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尽管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保有最高的热情，但它在公司林立而必有的激烈竞争中远无法获得足够多的、保其独占市场的资源。那么，国家因何更容易屈从于人工智能技术呢？
一是与国家总是试图获得统治权威性的定位相关。国家为了获得统治的权威性，必然试图先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一方面用于管理与治理社会，另一方面从中获得或者建立自己的权威。这些信息，无论是个人的、组织的或是国家的，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心理的，对国家管理与治理社会都是必要的。因此，当人工智能获取大数据的能力得到公认的情况下，国家也就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来获得更多信息——无论是为了管理社会还是治理社会。作为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在技术革命浮现之际，国家会主动且自觉地建构有利于维持统治的“技术利维坦”。
二是与国家间的竞争处境密切相关。国家之间的竞争使每个国家竭尽全力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期获得国际影响力和领导权。在这样的处境中，国家权力总想以新技术的使用，占据国际竞争的优势位置。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已经成为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的分界线。成功国家总是采取广纳型发展的进路，因此寻求长期均衡的技术发展；而失败国家大致都会采取急功近利的进路。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政治支配技术的状态区分，实际上都是一种屈从既定技术的被动政治态势。对实行技术急功近利进路的国家来讲，只要现存的技术还能够维持创造财富，它就会完全屈从于这一技术需要。即便是所谓的成功国家，尽管对原创性技术有着主动推进、持续激发，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会对科学技术倾尽热情，但在国家间竞争中也会赋予科技以过重的政治功能与竞争负担。而且也会在权力透支的情况下，对科技加以滥用，似乎同样相信科技是强化政治统治的最强有力工具，实则仍然是对技术的屈从。如斯诺登对美国“棱镜计划”的揭露，就是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