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80 年代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对专家系统的需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1991 年，被寄予厚望的日本“第五代计算机”（即“人工智能计算机”）研发计划的失败，以符号主义为主的传统人工智能技术（GOFAI）遭遇了学术理论和产业应用上的瓶颈，人工智能研究陷入低谷。为了打破这一局面，新的联结主义、行为主义理论和技术纷纷登场。在联结主义方面，Yann LeCun、Sepp Hochreiter 等学者在联结主义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黑盒”的神经网络技术可以避开知识表示带来的困难，但神经元间联结的结构和权值选取又成了难题。在行为主义方面，Rodney A. Brooks 提出研究“无需表示、无需推理”的智能，并基于行为主义技术设计出了一系列具备避让、前进、平衡等各种运动能力的机器人，技惊四座。为了讨论人工智能研究将何去何从，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IJCAI）在 1991 年的人工智能顶级期刊《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专刊上组织了一场人工智能的大辩论，就新的人工智能理论框架从五个问题、正反方面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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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康教授
林德康教授指出，1991年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争论分成两个派系——符号主义和行为主义，两派的代表人物，正是 IJCAI 1991 计算机与思想奖的两位得主——后来的康奈尔大学校长 Martha Pollack，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Rodney Brooks。Rodney Brooks 表示，行为主义的方法才是正确的AI范式，根据低层次感知信号去得到高层次决策。为此，他在论文《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中提出，人们通过符号主义研究表征的道路是失败的，我们应该以渐进试错的方式逐渐实现智能，让智能体依赖于通过感知和行为与现实世界连接起来，消除对表征的依赖。Martha Pollack 则指出AI应该通过符号逻辑表达出来的约束公式，来描述世界，再用约束满足的方法把高层次的目标细化。她在论文《The Use of Plans》中指出，智能体存在于复杂的环境中，它们需要通过规划实现对动作的操控。规划不仅被用于指导行为，还被用于控制推理和实现智能体之间的协作，使复杂、动态的多智能体环境下的智能行为成为了可能。因此，规划在人工智能学术体系中应该处于核心地位，这次辩论的内容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人工智能研究社区的极大反响和讨论，促进了联结主义、行为主义的兴起。从此，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新的纪元，并逐渐形成了如今的人工智能学术、产业格局。对于中国人工智能研究而言，1991 年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年的 IJCAI 91' 大会上，共有 6 位华人学者发表了研究成果，其中有五位学者在国外谋得教职，他们是：滑铁卢大学的杨强、西安大略大学的凌晓峰、麦考瑞大学的张康、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赵峰、曼尼托巴大学的林德康。在 IJCAI 91' 上，“人工智能理论基础大辩论”成为了中国参会者们热议的话题。受此影响，华人学者们于 1992 年夏天在中科院计算所智能中心召开了“1992 AI Summer School”，报告者为国内外最早在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研究工作的华人学者，包括：张钹、李国杰、高文、白硕、杨强、张成奇、彭云、林德康、李明、赵峰、林方真，等。这次活动也为我国人工智能研究带来了新的“火种”，为日后中国 AI 研究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