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被偷走的5年文｜奈奈编辑｜邓浩深圳是高

文｜奈奈
编辑｜邓浩深圳是高楼林立的经济特区，也是年轻人眼中遍布热钱和机会的应许之地。但将时钟拨回三大运营商尚未对立的90年代，中国手机产业链在这里诞生。
毗邻香港的深圳市福田区，刚刚从电子制造中心转型为全国电子产品批发基地。在那个手机业的拓荒年代，全国的零售商都从深圳拿货，每天有50万人在华强北交易。硅谷要花2个月买到的元器件，在这里一天就能凑齐。不满足于倒卖，依靠联发科的“交钥匙”方案，第一代国产手机在这股野火中孕育而生。穿梭在华强北电子城中的手机贩子，不好意思直接用“深圳”二字代表产地，于是将SZ刻在组装好的手机上， “山寨”手机一词正是脱胎于此。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自主品牌在深圳这片热土上涌现。从最初的中兴、华为、酷派、联想，再到TCL、vivo、OPPO、荣耀，这些手机厂商扭转了中国手机品牌的边缘地位，使其成为整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硅谷”崛起的浪潮中，做传呼机起家的酷派受一台黑莓手机启发，在2003年入局手机行业，此后一路高歌，跻身至“中华酷联”组成的第一梯队。 18年以来，酷派被时代的浪送上过巅峰，也经历过至暗的低谷。如今，这家重回国内市场的老牌国产手机，还能重温第一梯队的旧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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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偷走”的五年酷派的命运，可以总结为两次成功与一次踏空。在入局手机市场后，酷派一直走得很稳。在功能机时代，酷派身上就贴着“创新”的烙印，从2004年推出的第一部GMS（全球可通讯）手机，到2007年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双模双待手机。第一次成功，是对通信技术的豪赌。手机行业步入3G时代之前，酷派就对这一趋势做出了“豪赌” ，先后投入5亿余元建设3G智能终端研发，在焦灼和叹息中扛下了高额研发成本的压力，实现超前技术储备，在3G闸门开放后快速实现量产，捕捉到了先机。回溯2010年H1财报，可以发现酷派3G智能手机销售增长印证了研发方向的正确性，也为其带来超过20亿港币的收入和193%的营收增长。而在2010下半财年，酷派又推出了首款Android手机，开始向智能时代迈步。第二次成功，则是选择与中国最强势的运营商渠道合作。有了智能手机生产与制造的能力，酷派开始在渠道上发力，先后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建立联系。 2011年，酷派凭借一年推出30款运营商定制千元机的能力，迅速占领市场，建立了由运营商公司负责包销的渠道体系。此后酷派手机在各地营业厅、主流卖场与手机零售店大范围铺开。当时，酷派通过千元定制机打下了国产手机的半壁江山，份额始终保持在全国前五。酷派还瞄准过中高端市场，先后推出了售价超过5000元的酷派手机，一度杀入7000元旗舰市场。成功可能需需十年积累，但踏空就在一瞬间。随着4G时代移动端的爆发，手机跃升为网络核心终端，酷派却在国产智能手机市场中逐渐失语。这背后交织着产品、战略、政策与市场风向变化等原因，但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合作伙伴身上。 2015年6月，乐视以27.3亿港元的价格拿下酷派18%的股份，成为酷派第一大股东。但好景不长，在乐视资金链一度接近断裂的日子里，酷派等乐视系企业成了贾跃亭拆东墙补西墙的借钱工具。其中，酷派的银行资金一直处于“只还不贷”的状态， 3家银行追讨资金合计2.4亿元。在最艰难的时刻，酷派甚至无法凑齐CoolM7预计50万台出货量所需的物料和供应链资金。 2015年，酷派全年盈利还有23.25亿港元，但随着乐视的入股，其2016年亏损高达42亿港元，总负债达63.7亿港元，流动资产几度低于流动负债。这间接导致了从2016年开始，酷派消失在中国主流市场接近5年。在这5年内，酷派转战国外，进入了北美、日本等通讯市场，与美国运营商合作智能手机开拓业务，多款爆品受到了美国运营商的认可和消费者的喜爱，单品手机销量也破百万，同时与亚马逊合作建立智能配件业务独立产品线Xcentz子品牌等举措，在海外市场中获得了一定份额。 2017-2019年期间，其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业绩持续增长。酷派告诉36氪， 2017年，其在美国运营商T-Mobile及metroPCS的整体市场份额排名中位列第四。据酷派发布的2019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 2019年上半年，其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净额占集团总销售净额的88% 。如今，国内市场对酷派还保持着“运营商补贴机”的刻板印象。但被迫出海的酷派，其实一直在蓄力回归。 2019年，酷派集团结束了连续3年的亏损，扭亏为盈。 2020年底，酷派集团开始重新搭建运营管理团队，近一年来，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超过21亿港元。 2021年10月，酷派公告新增融资超8亿港元，并公告4名拥有小米背景的高管加入。而在12月1日举办的“一派新机”发布会上，酷派向外界传递出信息，宣告其将以新面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