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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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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埃德蒙菲尔普斯/莱赫博季洛夫/云天德/吉尔菲佐加译，郝晓楠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版，340页，68.00元
创新、活力、价值都是经济媒体中的高频话语，但这些概念在经济学领域究竟有着怎样的研究框架、路径方法和实证研究结论，仍需非专业读者认真研究。关于这个话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Phelps)及其合作者撰写了《《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_原题为：Dynamism:《驱动创新、工作满意度和经济增长的价值观》，2020；郝晓楠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中译本的引言说：“西方世界如何摆脱创新系统性下降的困境？如何应对经济下行、民众幸福感下降的长期局面？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挖掘更深层次的创新潜力？企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对变化？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还有其他可能吗？”(见乐口)虽然我们熟悉这种问题意识和表达方式，但也容易产生歧义。看来我们的创新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挖掘更深层次潜力的问题。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在创新与活力之间，我们还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反思和解决。
刘清的推荐(见封底)相当中肯：“本书回归文化价值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典学术话题，以新颖的理论框架和跨时空的实证研究进行突破性探索。”然后他含蓄地说“健康成长要靠一些现代价值观的普及”，这让我思考：什么是不健康的成长？“健康成长”依赖什么样的现代价值观？如何确保这些“健康成长”所依赖的“现代价值观”得以确立？如何衡量这些价值观是否已经“普及”？这些都是看似新鲜的“活力”概念背后的严肃问题。
菲尔普斯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很明确：经济繁荣源于创新，创新的源泉是社会活力，而拥有这种活力的关键在于大众是否具有现代价值观。说到社会活力和现代价值观，它们诞生和扎根的社会当然是决定性的，因为创新活力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中，所以菲尔普斯想问：“是什么让一些国家走向一个愿意并能够为经济带来更多创新活力的社会？”(第16页)既然价值观对社会活力如此重要，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现代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现代价值观”的表述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和使用的？在不同的语境中高喊“创新”、“活力”，背后是什么样的社会和价值观？我认为这是阅读这本书的关键问题，也可能是一些经济学家不愿意真诚面对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来看看写下关于“现代价值观”的“推荐令”的三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菲尔普斯指的是“打破传统，敢于冒险，勇敢地面对不确定性”；陈进认为，是“人民群众参与创造、探索、迎接挑战的愿望”；赵忠认为它“强调个人主义、活力和自我表现”，非常赞同菲尔普斯赋予个人的中心地位。这三种说法中，只有最后一种符合菲尔普斯本人在本书中提到的“现代价值观”的说法：“我们在本书中的研究发现，有证据支持我在《大繁荣》中提出的理论，即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高水平来源于人民的活力，即人民的创新欲望和创新能力。我们已经证明，这种生命力取决于个人主义、生命力和自我表达所概括的现代价值观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力量。我们发现，现代价值观通常会对经济表现产生积极影响，而传统价值观则会产生负面影响。”(第277页)菲尔普斯明确表示，“现代价值观”是由个人主义、活力和自我表达总结出来的。而且，他没有孤立地谈论现代价值观，而是将其与传统价值观的相对对立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考虑这种关系的强度。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这种对立，就不可能清楚地知道“现代价值观”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容易变成概念或模糊不清。
菲尔普斯在《导论》一书中有一个关于“现代价值观：经济活力的基础”的专节，具体解释了构成“现代价值观”的三个要素：个人主义、活力和自我表达。他认为个人主义对工作和创新中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有最重要的影响。“现代
主义的满足感，从本质上说是个人主义的” 。（17页）而所谓“活力主义”指的是“具有活力的经济会吸引寻找挑战和机遇的人们，使他们感受到生机” 。有意思的是，他以塞万提斯小说中的“堂·吉诃德的种种不安分行为，成为那个时代所显现的活力主义的一个缩影”为例来说明活力与生机，但是堂·吉诃德这个形象看起来与我们心目中作为经济创新的活力之源的价值观形象可是大异其趣的。这种意象的差异性恐怕主要还不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而是可以回到费尔普斯和他的合作者在该书中所讲的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差异性。至于“自我表现”的价值观作为一种吸引人们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工作的影响因素，它的要义是“当被允许甚至鼓励去想象和创造一种新的事物或方法时，一个人会展露出一部分真实的自己” 。（18页）也就是说，只有允许和鼓励国民呈现真实、独立、自我的价值观的社会，才能产生激励创新的活力。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无法想象一种虚假的、依附、完全失去主体人格的国民性格能够产生推动创新的社会活力。
费尔普斯该书“引言”中回顾了他在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创新的竞争性假说，该理论认为所谓的“创新活力”指的是产生自主创新的愿望和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些国家，拥有不同企业背景、对各自企业有深入了解的普通民众开始有能力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去构思更好的方法和新的事物。进一步地，如果这样的国家拥有必要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人就会有将那些方法和事物实践出来的愿望，从而只要市场力量允许，就能产生自主创新” 。《大繁荣》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十九世纪生产率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快速和持续的增长，已经提出了应从有意义的工作、自我表现和个人成长等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并且认为当年的“这些解释暗含了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和衰落” 。（第3-4页）
费尔普斯在《大繁荣》指出，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 。因此这部在八年后出版的《活力》实际上是《大繁荣》的续编，更明确地肯定经济繁荣和创新活力的源泉就是现代价值观，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检验这一现代主义的理论，它是与由外生科学发现驱动的标准理论相对的，继而考虑检验的结果对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具有怎样的启示” 。（第4页）在《活力》这本书中，几位合作者运用了现代经济学严谨的数据分析方法的文化、价值观、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的重要作用等论题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全书充满了调查数据、变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等实证研究。例如如何论证“价值观的力量”，撰写第五章的作者吉尔维·索伊加研究了二十个OECD国家的价值观、制度和创新指标，发现描述价值观及制度的一个潜在变量和测量经济绩效的另一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甚至可以发现教育孩子更有独立性还是更倾向于顺从权威，对于人性的创新速度和经济绩效都有明显的影响。（161-162页）在这里想起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日本小学生的假期作业，不是埋头做练习题、补习功课，而是在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各自独立开展“自由研究”，那些既接地气又充满奇思妙想的研究课题简直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创新摇篮。如果没有一种价值观的普及和社会安排的支持，这种独立、自由的创造欲望根本无法实现。
费尔普斯的研究出发点无疑有一种危机意识，这使我想起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