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美国科研把70%经费花在了人才上，中国70%经费则买了设备和材料？( 三 ) 半导体|何进|纳米|it芯片

主持人：人家跑得比咱们还快，那咱们怎么去追赶呢？
何进：我觉得目前来讲没有什么捷径的路可以走，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人才上多助攻。所谓人才，分两个层面：一方面我们要大量培养人才，去想出一些天才主意和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真的要以更大力度来引进海外人才：不管是海外留学，其他国家，还是说台湾同胞。我插一句题外话，今天无论是台积电还是 GPU 龙头英伟达，华人在芯片行业的老前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华人在芯片领域从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脑子。
因此，如何让人才为我们所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觉得，这是政府层面需要考虑的。 2000年前，我曾经举办活动邀请国际蒋尚义、马左平等海外华人专家，曾经一段时间他们很容易来到大陆。但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很好的保住他们，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破局的手段除了有钱，怎么好把人才利用好、怎么吸引人才是很关键的。
王立夫：在产业政策上，如果想追赶欧美日韩的企业，还是有措施可做。首先，我们有着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像过去我们采用了大基金形式去市场化运作。现在，欧美反过头来选择了抛弃市场化、采用政策补贴的举国体制，去抄中国的作业，去强化自己。我有时候经常思考，中国自己被抄了作业是不是也证明被外部的认同了呢？因此，回顾中国整个顶层设计，我们可能需要在未来再出更多更深的规划，来加强统筹芯片全局的能力。
第二，就是说刚刚几位老师提到的话语权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经常服务地方政府常遇到的问题。像南方地方政府，因为产业发展得比较好，他们对产业认识，包括领导班子长期对投资和学习积淀是比较深的。但像一些内陆城市其实还是欠缺的。所以有必要从政策的方面去成立一些产业小组，以企业家、学者、产业人士，去建立一些常态化运行机制。
第三，对于一些特殊性质的企业，对产业发展有关键带动性、平台性、扶持性作用的企业，除了面上的这些政策，应该还是要进行点对点式的支持。此外，还是避免运动式的政策，也要避免领导换届出现的政策不可持续性。
而从这个产业层面上，我觉得像包括何老师之前提到的通过组织外籍专家、行业专家、企业专家、产业专家，去形成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去给我们的企业和政府进行梳理。比如，从这个时间上来说，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可能长期需要耐心等待的，哪些是我们短期可攻克的。国际层面上来说，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需要跟国际企业去合作的，哪些是我们要完全自主的。从这个市场的属性说，要分清楚哪些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解决的，哪些是必须要通过政策性导向或者说特殊手段去解决的。

“我相信，
中国甚至比美国还能做得更好。 ”
联合主持人杨健：这个行业领军企业的高管里，有很多华人，而且国内很多科创板上市的公司的老板，也有很多美籍华人，所以说这个行业的高层次人才是有非常多的华人。但是反过来看，在高层次人才这块，本土的半导体高层次人才其实还是很欠缺的。所以，一方面如何吸引海外的人才回来，是要一个很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怎样去培养本土具有创新性思维的高层次人才，则是需要回归到国内的教育环境，或者是各方面的策略。这或许可能是问题关键的症结所在，两位怎么看国内芯片领域的人才培养问题？
何进：我在美国和中国大学都待过，对我们目前机制说两点。第一，我们科研项目，特别是芯片类科技项目，对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比例和国外有很大区别。美国科技项目培养多少个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它硬性指标。因此，他们把70%钱花在人上，这是非常关键的。而我们国内过去项目70%钱是买设备、关键材料。过去，我们在人的花费上硬性规定不能超过15%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注：此处数据为嘉宾预估数据，非精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