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关于专利保护的这个问题，值得为文解释( 二 )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由此看，技术发明成果是否需要“专利保护” ，最终取决于各自的成本。庇古说，保护专利可减少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分离，能让技术成果应用到有较高价值的用途上去。此判断原则上没错，但我认为并不是重点，保护专利的重点，是将某项新技术的社会收益内化为发明人的私人收益，激励发明创新。
回头再说基础研究。毫无疑问，基础研究成果的私人收益会小于社会收益。可国家为何不为其提供专利保护呢？思来想去，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困难。首先，基础理论的应用面非常广，若提供专利保护，其成本要比保护某项技术成果高很多；其次，基础理论成果没有商品载体，不能分割，难以在市场销售。
上面这两大困难，归根到底，则是源于基础理论成果属公共品。现在要研究的是，公共品是否真的无法收费？以往经济学家认为公共品无法收费，是因为消费不排他，难以确定受益人。现在看来，此观点不一定对。有一个可证伪的例子：电视台播放新年文艺晚会，观众收看不排他，是公共品，而电视台却可通过插播广告向企业收取广告费。
【王东京：关于专利保护的这个问题，值得为文解释】可见，公共品虽不能直接收费，但却可委托“广告”间接收费。事实上，基础理论成果也可委托收费。问题是怎样委托？目前国内的做法，是委托国家的科研院所，由政府出钱资助。而在欧美国家，则主要是委托私立大学。大学需要基础研究支撑，基础研究越强，学校名气越大，可获得的社会捐助就越多，这样也就有财力为研究人员提供更优厚的待遇。
写到这里，我们可得三点结论：
第一，专利保护可激励创新，但也有成本，国家不为基础理论成果提供专利保护，原因是保护成本过高。
第二，基础研究容易出现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分离，要鼓励基础研究，需将社会收益内化为研究人员的收益。
第三，内化社会收益应双管齐下，既可委托国家的科研院所，也可委托民办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