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体谅外卖系统中的听障骑手们？( 三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著网

对于外卖平台而言，其作为外卖系统与算法机制的制定者与控制者，在配送机制、时间设定与订单分发上近乎拥有着百分百的决定权，而消费者看似是配送机制的最下游者，其本质也不过是消费平台中的用户之一，选择权只停留在餐品、店家的筛选之上，配送时间等更加关键的消费选择权却从不能由消费者做主。
不仅如此，在残障骑手和消费者之间，体谅是无法用商业逻辑来量化的举措。一昧要求消费者不断对残障骑手给予超越商业契约范围外的额外谅解，无疑是将体谅变成了外卖交易的筹码，从平等交易角度而言也在同时隐形要求残障人士达到正常人所提供的服务水平，从而使得外卖交易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完成了模糊的错位，成为相悖的伪命题。
正因如此，这场看似是消费者与骑手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共情矛盾，实则却是平台在弱势骑手权益保护中的大幅缺位与消费者权责的变相增压，而这样的偷梁换柱也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2020年9月，饿了么发布声明称，将上新“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用户功能，从而多给蓝骑士们一点时间。看似是人性化的选择，然而却是平台对于配送风险的美化嫁接。
用户同意多等，承担的却是自己订单时间的无限延长，毕竟既然可以等待5分钟、10分钟，那么半小时、一小时也并不是无法接受。用户不同意多等，又仿佛是消费者们置骑手安危与不顾，而这本应是外卖平台应承担的权责。这样所谓关怀人性的功能，只是将最基础的权益保障机制演变成骑手、消费者之间相互丢掷的烫手山芋，最终变成了一场滑稽又讽刺的闹剧。

文章图片
2020年9月饿了么宣布要发布新功能“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
除了平台的失声之外，残障骑手们的身份边缘化也是另一大苦涩的现实。
当平台公司将骑手分成直营骑手、众包骑手、专送骑手三种类型，并通过多劳多得机制实现控制权的重新分配时，骑手们看似在接单过程中完全享有自主、独立的配送权，实则依然处于数字经济下的劳动控制关系，甚至在外卖系统中，他们只是“如细胞般游走的工具人” ，连安身之地都找不到，这才是身份边缘化最大的苦果——当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却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只是悬浮的蜂鸟罢了。 ”
幸运的是，如今平台也正在勇于承担起其应负的责任，哭号的悲剧在现在也上演的越来越少。
2021年9月，饿了么与南京市江宁区残联共同设立了“筑梦餐厅”项目，对残疾人商户、骑手与用户设立针对性帮扶政策，例如必须雇佣1-2名全职的残疾员工，与健全人同工同酬，并享有同等的劳动关怀等，而在实际岗位中，残障人士的工作效率甚至可以超过健全人。并且，在骑手端饿了么也推出身份识别、电子沟通卡等为无声骑手们提供多种帮助……
这些都是好事，然而在技术不断满足残障需求的当下，更加需要被熨贴对待的，还有人们对残障人士心中隐秘的偏见。
这些偏见也许不是恶意的、偏激的，甚至是人们根本察觉不见的，然而它就在我们对残障人士异样的眼神、刻意小声的耳语与每次的施舍中悄然生根发芽。也许只是人们简单的一次善举，对残障人士而言却是另一种难以承受的目光。正如《无声骑士》中陈旺所说：“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努力，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社会上立足，我们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