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远程教育温州大学面积平方米 _温州大学

最早认识温州大学是20年前。那时温州的一位副市长介绍温州大学时感慨道：温州大学是我们温州人一块钱一块钱捐起来的，是温州模式的充分体现。
20年后，再次走进温州大学，此温州大学已非彼温州大学：是经两校合并后，快速走过十年发展之路的新的温州大学，学校获得了教育部本科教学成果一等奖，校长李校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位从广州来到温州的校长，构画着温州大学的“野心”：沿着一带一路，用创新创业，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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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校长李校堃

温州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新模型，给了我们纵横驰骋的机会，让我非常兴奋！

陈志文：您认为温州大学有什么优势，又有什么不足？如何定位温州大学，或者说您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温州大学？
李校堃：我想从我到温州大学时的思考讲起。我到温州大学来，是比较突然的，没什么准备。我原来在温州医科大学做副校长，学科区别很大，我怕做不好，耽误了这个学校，也对不起教师和学生。
温州大学的优势是什么？温州大学的短板是什么？也正是我到温州大学后亟需想清楚弄明白的问题。经过半年时间的调研，思考，我们越来越清晰了，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我是做医学研究的，我们经常讲模型，非常重要，我的科研成果，都得益于当初的一个模型，而温州大学又再次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温州大学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版图上，就是一个教育改革的模型。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在中国的所有的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上，温州大学几乎全都有。
三十年前的原温州大学是集社会力量建设的一所学校，有政府出资、百姓集资、华侨捐资，有点“混合所有制”的味道。近年来，我们与美国肯恩大学合作，又有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模式。
温州肯恩大学跟国内的其它一些合作办学院校是有不同的。目前肯恩大学尽管名气还不那么大，但是和我们温州大学是匹配的、深度合作的，是真正的合作、融合。
我们经常说，肯恩就是我们教育改革创新的出海口，也是我们温州大学的一个机遇。
另一方面，我们对肯恩大学也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的教育市场很大，教育需求旺盛，同时，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期，对于美国肯恩大学也是一个机会。斯坦福等美国著名大学就是抓住了当时美国的一些发展机会。现在美国这种机会少了，而中国有。如果肯恩大学抓住了，完全可能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推动从教学到研究领域的深度合作，最终实现双赢。
陈志文：有意思，反向反馈实现双赢，对肯恩的确是一个机会。
【温州大学远程教育温州大学面积平方米】李校堃：还有其他几种办学模式，比如说瓯江学院，是我校创办的独立学院。还有就是民办本科高校——温州商学院，就是刚刚由我校全民资举办的独立学院转设而成的。又有我们本部的公办模式。我们几乎什么模式都有。我们现在正在总结，希望能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给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与治理提供一些借鉴。
温州大学让我很兴奋，就好像我当年在科研中得到的新模型一样，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耕耘，就一定能结出硕果，所以我说，温州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高校教育改革创新的实验基地。

我们不仅要研究温州大学的优势与不足，更需要研究国家的需要，根据国家大形势，积极参与其中，带动温州大学的发展。因此国际化是我们的大战略，创新创业教育是我们的抓手。

陈志文：温州大学就有温州的基因，温州大学的办学过程本身就隐含了创新创业的特征。前面很多还是在谈温州大学的特点，但是我们怎么利用这种优势或者基因发展温州大学？
李校堃：下面我就是要谈温州大学的发展战略。简单说，国际化是温州大学的一个发展战略，双创教育，尤其是创业教育是我们的抓手。
今年5月教育部召开关于教育改革的座谈会，请了部分高校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负责人，有北大清华等10来所名校，我也有幸参加了。说实在的，如果跟985高校去比，跟浙大比家底，我们就不要比了，我们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你要把温州大学放在全球的视野上，放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视野上，放在2025的制造业升级上，放在整个经济的转型，放在创新创业的这种大环境下，我们也就有了自己的优势了。
比如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上，很多学校在追求欧美学生，我们追求一带一路亚非拉国家的学生，这就和温州的产业国际化直接关联了。温州占据了我国低压电器产品的60%，前几天见到这个领域领航企业的一位董事长，他正忙着在一带一路上建厂，想设法输出自己的产业，但他苦恼的是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这些企业走出去，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边去的人，大部分又不愿意长驻，成本也高，不如培养当地的人才。我们根据他们的发展需要，把这些一带一路上国家的学生招进来，不仅学技能、汉语，还教他说点温州话，熟悉一点温州的文化，然后回国去建设他们的低压电器产业，做当地的办事处主任。
我举一个例子。在意大利，有一万多温州商人，无论是子女教育还是经商，他们有很多教育需要，于是我们就启动了温州大学意大利分校的筹备工作，结果有很多的温州人愿意投资合作办学校。温州人现在走出中国，走遍世界，我们就跟着温州人，服务温州人，服务中国的发展，这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和资源。我们也准备在马来西亚，老挝这些地方办学，这些地方温州商人已经深度进入了当地的经贸活动。
在这一领域，我们希望通过十三五、十四五的建设，能进入全国同类院校的前列，无论是在质量上、在规模上，还是在教育理念上。
因此我相信，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州大学必将进入一个新的跨越式发展期。现在我们用三年到四年的时间打基础，下一步，也就是从十四五开始，我们要上台阶。经过深入讨论动员，我们全校上下都觉得很兴奋。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盯住这几个事情，努力跻身全国前列。
陈志文：我原本对温州大学提国际化是有点看法的，很多地方学校动辄提国际化，我觉得有点好高骛远，你把自己还没弄好，更不要讲国际化了。你讲到这里，我突然明白温州大学的国际化思路了，温州大学的国际化是在和一带一路结合，和温州人，温州产业“走出去”相结合。以前温州人走遍全中国，现在温州人走遍全世界，那么我们温州大学恰恰需要提供这样的支撑，跟着他们一块走出去。
李校堃：你说得非常对，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十三五是温州大学崛起的一个绝佳的战略机遇期，国际化就是我们的核心战略之一。
配合这个发展战略，我们还在充分发挥自己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创新创业教育。前段时间有个第三方排名，高校创新创业的竞争力排名，温州大学排在全国的28，其中创业教育这项排到了第11 。最近两年，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创新创业教育在国内变得非常热。实际上温州大学创业教育已经实施了15年。15年前我们开始实施创业教育时，曾经不被大家理解，甚至被批为不务正业。经过15年的发展，我们的创业教育已经体系化、制度化，并日臻成熟。
陈志文：这是温州的基因，最后也成为温州大学基因。我个人并不赞同所有学校都搞创业，但的确温州有这个需要，有这个传统。
李校堃：是的，随着我们对温州大学下一步发展定位的不断清晰，思路也就清楚了，也就会发现更多的机会。
比如创新创业教育。温州是一个适合创业的地方，产业链比较完善，原材料、制造业、小商品等一应俱全，很便于我们留学生创业。我们支持留学生创办创业公司，我们也可以合作，他们在这其中学了本事又学了技术，回去后他可以办子公司或新开公司，原材料，设备等就是从温州来。这幅蓝图确实让人感到兴奋。
陈志文：这之间的确有密切的关联，或者说逻辑关系，甚至是在不断放大。
李校堃：对，我很兴奋的是，在调研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是一种连锁关系，是相关的、相通的。
陈志文：它会产生化学反应。
李校堃：是的，会发生化学反应，不仅仅是1加1等于2的关系。温州大学在中国的整个教育的发展上，一定会有所作为，我觉得主要就是要抓好这几件事。第一，依托一带一路实现国际化战略。第二就是创新创业的教育。这是我们为2025高端制造业转型，为整个类似温州的这种产业的转型，提供一个全新的机会与路径。同时也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育，从围墙内走向市场。我们就是要让更多学生留在温州，留在浙江，参与到当地的经济转型，参与到整个供给侧的改革。
所以说创新创业教育本身就是个抓手，要把工程师引入校园，就必须跟社会结合，和市场结合，和应用结合，也就直接与我们的2025高端制造业的目标接轨，和整个的沿海区域的经济转型接轨。这就是温州大学未来一个阶段的方向与目标！
陈志文：其实也是为中国地方高校树立了一个样板！我们的高校如何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充分结合融合，和国家的社会发展相适应。
李校堃：对，我想接下来我们还得创新思路，把温州大学的理念、模式落小落细落实，并逐步传播出去。

温州人就是东方的犹太人，走遍天下有自己的模式，温州文化研究应该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也希望为中国高校未来发展贡献一份智慧。

陈志文：您说到很多次温州了，您在温州也十几年了，您怎么看温州人，温州文化？
李校堃：我对温州也是慢慢了解，从不了解到了解，从浅了解到深了解，然后从有问号，没问号，又产生新的问号的过程。温州人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温州地理上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它能够产生出东方犹太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值得研究。
严格讲，温州环境条件并不好，以前生活也很艰难。田地有限，他们要养活自己，就要学会很多手艺，比如木匠、瓦匠、工匠，我们小时候，街边弹棉花的基本都是温州人。这也培养了温州人非常勤奋，能吃苦的精神。为了生存发展，温州人就走出温州，走向全国，最后走向全世界。温州历史文化的代表叫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是注重义利并重的，它的特点是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哥们”要讲，但是钱也要赚。
我最近在学习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著作、理论，我认为结合中国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需要解决一些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我觉得沿着我们一带一路，沿着温州人研究，沿着我们的创业教育与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为中国地方高校改革提供经验借鉴的。

温州大学靠什么吸引人才？吸引什么人才？优秀的产业人才应该是我们吸引的核心，机制是我们吸引人才的法宝，我们利用温州的基因，温州灵活的机制给优秀的产业人才搭建一个更大的事业舞台，吸引并留住他们，为温州产业发展转型，为浙江产业发展转型做出贡献。

陈志文：您是从暨南大学到温州发展，从另外角度讲是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是什么吸引您从大城市到了温州？
李校堃：我当初在暨南大学发展很顺利，30多岁就成为教授博导，科研上也获得过一些奖项，还办过公司。但我觉得人生还要有更高的追求。
陈志文：您需要更大舞台。
李校堃：是。我经历比较丰富，搞科研，搞产业，当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觉得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建立一个药学科研和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模式。当时的温州医学院瞿校长和我是好朋友，他找我过来合作，我们聊得比较投缘。投缘在哪？他认为，温州不是省会，不挂省牌，没有那么多区位优势，如果要发展，只有出绝招，出奇招。做鲍鱼不是你的标志，你就把黄瓜拌凉菜做好，也是一番本事。瞿校长当时就结合温州的产业链从眼镜行业开始发展眼视光科学，经过数年的发展，现在相关专业已经跻身全国前列。我觉得温州人的精神就是，我做钮扣做到全世界，做拉链我做到极致。你不做的事我来做，要做就做到全世界最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念，我来到温州。
陈志文：说明您是有理想的人。
李校堃：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来，我也无法去解释。但实践证明，我是来对的。
陈志文：事实上您在这里也做出了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校堃：在这里拿到了国家发明奖及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就是机制的重要意义，而且有这种机制，会留下有理想和抱负的人。在温州十多年，从我的团队走出了七八位80后的正教授，正是得益于这种可持续发展机制。
陈志文：温州并没有区位优势，但是温州有基因优势，体制优势，给你发展的优势。
李校堃：而且还有大环境的因素，温州是计划经济的末端，它不爱折腾，比较简单。
陈志文：基于这种优势，您觉得你们更适合引进是什么样的人才？更需要是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可能未必是高大上的人才。
李校堃：没有错，我们和顶级大学不同。基于我们的定位、特殊的条件与优势，我们更希望引进一些有关键技术的产业技术人才，最好是全球的顶尖产业人才。这种人才引进了也容易在温州落地。我们给不了太多的直接的资金支持，我们能给的是发展机制与平台支持。只要他有技术，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更大的驰骋的空间，与产业结合的空间。
陈志文：用灵活的机制撬动了各种社会资源，也给个人一个更大的空间，最后吸引并留住产业人才。我很欣赏这个定位，产业人才。其实对于中国，可能一些实用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地方的发展上。
李校堃：对，今年六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人才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发布了，这个利好的政策，让我安心了，尤其是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我吃了定心丸。政策的保障基本解决了，思路方向也逐渐清晰了。
陈志文：我注意到您拿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不知道是不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个？您认为主要是靠什么？
李校堃：是第一个。目前这个项目的产业化正在顺利进行中。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温州这种特殊软环境，是这种机制给了我发挥的空间。我更希望把这种技术的一等奖最后转化为产业的一等奖，围绕这个一等奖建立一个产业区，成为温州的一个产业名片，我觉得这件事对温州对国家都很有意义。就像华为对于深圳，阿里对于杭州。
陈志文：现在“双一流”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一直以来对211、985工程有些质疑，双一流启动后，有些言论把这些全部对立起来了，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您怎么看？
李校堃：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不足。优点呢，它步调一致容易带动发展，比如把中国教育推向全世界最大的教育，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把高校分成了不同等级等。但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这些都必将得到解决，我认为“双一流”就是百花齐放，然后百舸争流，每个学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走好自己的路。
陈志文：您的经历比较丰富，扮演过很多角色，教授、处长、总经理，您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授或者校长，您对我们后面高等教育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
李校堃：只能代表我个人一些想法，不一定对。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的20年经过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是现在和过去情况需求都不一样了，我们应该重新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下，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认真思考，去创造出更适合我们当前国情的教育发展之路。现在有的人要么就是否定一切，要么就是肯定一切，我觉得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对教育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培养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高等教育可能要分类思考，分类定位，分类管理，我们需要跟国家整个的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去谋划专业，谋划学科，谋划布局。
比如我们现在面对的雾霾问题，要想根本解决，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能源结构的调整，比如说新型能源、新型材料、核能等。那么好了，我们的人才在哪，我们有没有储备，那么这些人才就是我们下一步要着力培养的群体。还有我们讲2025高端制造业，那么我们就需要科学谋划，为之服务，推进产业与地方的结合。
陈志文：我的理解是，我们现在普通高校2561所，那么我们要清晰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说你定位在哪个层面，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国家来配套不同的分类管理办法。
李校堃：基本是这样。
陈志文：您如何看待校长这个角色？您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李校堃：现在到了校长这个位置，的确和以前副校长感受不一样。很明显，压力和责任更大了。作为一个校长，你承担了区域发展的责任，承担了文化发展的责任，承担了我们国家未来的人才培养的责任。你的资源是国家给的、你的信任是社会给的，那么你就要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么多年做业务也好，做研究做管理也好，我更多的考虑是这个事情对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有没有好处，同时是否推动了地方的发展，是否与国家战略相吻合，只要看准了，我就要义无反顾地去做。我觉得这就是校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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