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 二 )


第二条是走专家的道路,用你掌握的基础理论来解决实际商业问题。拿着你的“手术刀”参加我们“杀猪”的战斗,根据“猪”的肥大、关键节点突破的价值、“战役”的大小来量化评价,“猪”杀得多、杀得肥,根据战功有机会升为“中将”。这就是美军的标准,首席士官长的地位相当于中将,而在中国军队中则相当于旅、团级。
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商业价值驱动的应用研究也可能结合起来,既创造科学知识、又能创造商业价值。这是上世纪9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斯托克斯教授倡导的“巴斯德象限”创新,也是去年新《无尽前沿法》提议将美国科学基金会改组成为科学与技术基金会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敞开胸怀,解放思想,敢于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公司处在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冲锋没有人才是不行的。不要过分强调专业,只要他足够优秀,愿拿着“手术刀”来参加我们“杀猪”的战斗。我们一定要开阔思想,多元化地构筑基础,避免单基因思维,也要允许偏执狂存在。要转变过去以统一的薪酬体系去招聘全球人才的思路,要对标当地的人才市场薪酬,对高级人才给出有足够吸引力的薪酬包。吸引美国的顶尖人才,就要遵循美国人才市场的薪酬标准。我们未来要胜利,就必须招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要与国际接轨,薪酬标准就要高于人才所在地(国家),这样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被美国打压的这两年,人力资源政策从未变过,工资、奖金发放一切正常,职级的晋升、股票的配给等一切正常。公司不仅不混乱,反而是内部更加团结,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我们的队列。抛开了束缚,更加胆大、勇敢地实现了更多的突破,有了领先的信心和勇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一个一个地解决难题,一批一批的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人“投笔从戎”,拿着“手术刀”,加入“杀猪”的战斗。比如,有几个天才少年加入了煤矿军团,反向使用5G,使井下信息更高清、更全面;复用黄大年的密度法等去解决煤矿储水层的识别问题,未来会产生巨大的价值。
当然,走科学家的道路还是走专家的道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抗日战争爆发时期,许多优秀大学生加入了战地作战,个人在这个社会中就像拼图板一样,你只是其中一块,很多块拼出来才是一个大的扇面。食堂里贴了一张宣传画,一个16岁的远征军士兵在战场上,接受美国采访人员采访的一段话:“中国会胜利吗?”“中国一定会胜利的。”“当中国胜利后你打算干什么?” “那时我已战死沙场了” 这不正是我们华为今天的时代精神吗?1941年莫斯科大雪中,数十万仓促而聚、混乱不堪的苏联红军,在红场阅兵,杂乱的队伍英勇地通过红场,他们视死如归地从阅兵场直奔战场的伟大精神,不正映照着我们的今天。我们不也是从两年前在混乱的惊恐中反应过来,形成今天的雄赳赳气昂昂杂乱有力的阵列吗?
第二,我们还要去寻找“又瘦又胖”的人,就像冯·诺依曼那样,既能解决理论问题,又能解决实际问题。昨天我开玩笑说:“教授教授就是越教越‘瘦’,杀猪的就越杀越胖”。还有一类人才介于 “瘦”与“胖”之间,学术素养非常高,同时又擅长解决工程问题,既能当教授,又能拿手术刀杀猪。不“瘦”怎么能杀猪呢?不杀猪怎么能“胖”呢?“又瘦又胖”的人如何评价?纯粹搞理论研究的有价值评价体系,纯粹走进工程领域的人也有评价体系,对于又有理论又有实践的人呢,我们暂时还没有评价体系,华为能不能创造一个评价体系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