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与五台山的佛缘 _文化百科

【阎锡山与五台山的佛缘】 阎锡山是山西省定襄县河边村人。河边村原属五台县，所以早先便称阎锡山为五台人。因此，阎锡山主政山西之后，乡间便有“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民谣流传。
于是，阎锡山与位于五台县境内的五台山便有了一种“天然”的联系。事实上，他还未出生即已埋下了这种联系的“种子” 。他是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出生的，其母生他的那天夜里，梦游五台山大孚灵鹫寺，并从寺中将他抱出，所以全家人都相信他是寺庙里的神灵转世，绝非凡人。故而其祖父为他取名“万喜”，视为掌上明珠。耳濡目染，阎锡山本人便也觉得自己是神灵转世。虽然，1902年他20岁时，因报考山西武备学堂，取学名“锡山”，其师李廷扬又赠字“伯川”，“阎锡山”与“阎伯川”取代了“阎万喜”，但他对自己是神灵转世依旧深信不疑。后来，他对佛学有了一定研究，对五台山和佛祖的尊崇便又多了几分自觉。只要有机会上五台山，他都要到大孚灵鹫寺虔诚地烧香敬纸，叩拜佛祖，每逢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他都要登上五台山，乞求佛祖保佑。
1904年，清政府为了培养高级军事人才，选派阎锡山等人赴日本留学。次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阎锡山加人该会。1906年夏，阎锡山与赵戴文（五台县东冶镇人，同盟会会员，时由日本鸿文师范毕业）奉同盟会总部指示，携带两颗小型炸弹秘密回国。在河边村住了五天后，他就借口外出旅行，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与赵戴文到雁门关内外和五台山周围各县详细考察地形，向各地亲友、学生、教师、商人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卖国行径，纵论形势，鼓吹革命。在五台山，他不但跪拜佛祖，向僧众宣传了革命，还因为五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靠近京城，便于进击，五台山地区的老百姓又富有反抗精神，加之还有神灵保佑，便决定日后以五台山为根据地，进行革命活动。返回日本后，他转入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与李烈钧、唐继尧、程潜等人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铁血丈夫团，成为同盟会的军事骨干，决心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而奋斗。
民国建立后，阎锡山统治了山西。他在河边村出巨资创办了川至中学。1922年（民国十一年）10月，他不但邀请卸任的国务总理颜惠庆到川至中学参观，请颜惠庆题写了“蓄荻乐佩”的牌匾，悬挂在学校礼堂，而且还亲自陪同颜惠庆登临五台山，参观游览，叩拜佛祖，给大孚灵鹜寺等寺庙上了布施，与颜惠庆交流了办学、敬佛的思想。他对佛学的深刻理解，使颜惠庆赞叹不已。
1928年（民国十七年）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异己力量，强调“全国统一”，先后抛出《军事整理案》与《全国编遣委员会条例》，遭到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强烈反对。1929年编遣会议后，先后爆发了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蒋桂战争”和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蒋冯战争” 。李宗仁与冯玉祥失败后，阎锡山为了联冯反蒋，特地邀请冯玉祥到山西，住在太原晋祠。后又借口蒋介石秘密派遣便衣宪兵到晋祠劫持冯玉祥，将冯玉祥转至五台县大建安村后茶窑阎的叔岳丈徐一清公馆。而为了迷惑蒋介石，他还与冯玉祥同游了五台山。此事，山西与平、津各报均曾予以报道。
阎锡山与冯玉祥此次同游五台山，实质上是为了反蒋，但两人的想法又不尽相同。冯玉祥想说服阎锡山早日起兵，与西北军共同反蒋;阎锡山却认为反蒋时机尚不成熟，还须等待时日。在等待期间，阎锡山既要迷惑蒋介石，与蒋介石保持“正常”关系，又要哄骗冯玉祥，尽量拖延时间，把冯玉祥留在山西。为了不使冯玉祥识破自己的想法，他与冯玉祥游五台山时，不但认认真真地参拜了各个寺庙，在大孚灵鹜寺许了愿，而且共同“商讨”了反蒋大计，决心“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在佛祖面前献血结盟。这以后，他就把冯玉祥软禁在大建安后茶窑。直到1930年2月，阎锡山认为反蒋时机已经成熟，才与蒋介石进行了“国是之争”，又与反蒋各派军阀五十多人在太原召开了倒蒋会议和倒蒋军事会议。反蒋联军高级将领鹿钟麟、黄绍站、商震、张发奎等五十七人发出通电，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 。随后，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分别在渔关与桂林就任副总司令，爆发了反蒋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曾在北平(今北京)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但“主席”的宝座还未坐热便告失败，蒋介石下令各地“辑拿阎逆，就地正法” 。阎锡山只好逃回河边村，接着又潜至大孚灵鹜寺烧香叩头，乞求佛祖保佑。他仍旧认为自己是神灵转世，终究会转危为安。
此后不久，他又逃至大连日租界与随行人员研究“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九·一八”事变后，他秘密回到河边村，通过多方活动，蒋介石表示愿与他“捐弃前嫌，团结御侮”，他便担任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统治晋、绥两省。这使他更加相信自己的不凡，是神灵转世，自己的东山再起是得益于神灵的保佑。
因为这一切，他对五台山自然也更加关心，曾数次给金阁寺、南山寺、龙泉寺等处拨款布施，以修整废旧寺院。时至今日，在南山寺的极乐寺还存有他题写的石匾。石匾嵌于该寺第一处院落门首，刻有“为善修德”四字，落款为“阎锡山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题” 。在他的影响下，其原配夫人徐竹青1932年与他反目后，别居一处，一直坚持吃斋拜佛，早晚面向西方，合掌问讯，默念佛经，直到老死在台湾。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还办了一件于国、于教、于五台山都意义重大的事——协助章嘉活佛在五台山镇海寺设立了蒙旗宣化行署办公处。出生于青海塔尔寺的章嘉，全称为“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是封号，章嘉是名，呼图克图是蒙古活佛之意），是内蒙古的宗教领袖，属中国四大活佛之一。辛亥革命成功，阎锡山成为山西大都督之后，为进一步巩固和开辟绥远、包头，直至整个内蒙古，便与常住五台山镇海寺的章嘉活佛建立了友好关系。
1929年(民国十八年)间，章嘉活佛对蒙古人民进行宣传教育，领导各盟旗人民抵制外蒙古制造的“蒙古独立”的影响，劝导各盟长、王公、喇嘛和庶众依附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认为章嘉领导内蒙古“内向”有方，特准许章嘉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以利因地制宜进行宣传教化工作。阎锡山也认为章嘉活佛是一依靠对象，可让其配合自己巩固和发展已有统治，便协助章嘉活佛在五台山镇海寺设立蒙旗宣化行署办公处，下设办公室、秘书处、电台服务处，内有处长、副官、秘书等办事人员二十多名。他还向国民政府请示，给章嘉驻地镇海寺配备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的枪枝、弹药和军晌（实际上一般只有三十多人），进行保卫。
与此同时，还为章嘉活佛在太原也设立了驻晋办事处，并推荐自己的亲信、军需处长张平衡（五台县东茹村人）任办事处处长。从此，章嘉与阎同心协力，沟通了蒙藏地区与山西的人员交流和经济往来。1934年左右，在五台山出家和安家的蒙古人竟达2000余名，并使大把大把的钞票从蒙藏地区流人五台山。毋庸讳言，阎锡山支持章嘉活佛有其政治目的，但从客观效果看，却对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和汉、蒙、藏民族间的交往与和谐相处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应该承认，这是阎锡山对五台山的一大贡献。
阎锡山本人最后一次登临五台山，是在抗战爆发后。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在晋北督战。由于旅长梁鉴堂在茹越口阵亡，所部溃退，日军占领繁峙城，他只好慌忙骑了小毛驴，经繁峙，过峨口，直奔五台山。事后他曾作诗《走五台山》记述了当时的情景：雪天彻夜走清凉，飞灯光耀遍山梁。老人途中迟行进，徒步泞泥衣带霜。
到五台山后，他顾不得休息，就进到大孚灵鸳寺跪拜了佛祖。第二天，他特地会见了章嘉活佛，密谈时局变化，并安排了章嘉的撤离事宜（时隔不久，便派两辆汽车将章嘉活佛与随从接至太原，随即又转到吉县一带保护起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时，他先是将章嘉送到南京、上海，向台湾溃退时，又将章嘉也带了去，且一起老死于台湾）。此后，他便急急转至豆村，召开了军事会议，接着就回到老家河边。
忻口战役后，阎锡山全家撤离河边村，由太原而临汾，由临汾而陕西宜川，由陕西宜川而山西吉县。
此后十余年间，由于一直战事不断，他再未登临五台山，但他对五台山的思念，对佛祖的虔诚信奉，却“与时俱进”，有增无减。
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统治山西三十多年的他成了瓮中之鳖，因而更将希望寄托在佛祖的保佑上。这年的正月初一，他一反常态，头戴缨穗高帽，身穿一级上将礼服，胸前挂着胸章.脚蹬马刺皮靴，腰里佩戴短剑，一个人在太原东花园的东南角，点起红烛，十分虔诚地烧香敬纸，跪拜神灵，以保佑其度过有生以来最大的“劫难” 。
可惜，这一次佛祖却没有“显灵”，未能使他“绝处逢生”、尽管如此，到了台湾之后，阎锡山仍旧一心信佛，并于1952年就他对佛教的理解题字云：“佛不在释书中，佛在汝心中。从释书中求佛，只能得些佛话，在汝心中求佛，始能得到佛心。”而在他死前，则又写下了颇为高深的自挽联，给世人留下了不解的谜团：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