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裁员风暴席卷杭州：大厂不要我，小厂怕我卷( 二 )

作为一位“双非”院校的大四学生，王欢只能挤进大厂的边缘岗位，工资水平通常只有核心岗位员工的三分之一，反倒是长期的加班消耗让她积累了一身负面情绪。
“不能太理想主义，有时候抢着干活还会被甩锅，底线是为自己打工。 ”王欢还想再争取一张大厂入场券，按照她的职业规划，只要在大厂拥有两年正式员工的经历，大概率能去杭州的中小型公司做管理。

在杭州，有像琪琪和王欢一样仍然在死磕的年轻人，也有从大厂的泡沫中清醒过来的员工，他们正在主动逃离加班的怪圈。
黄薇是头部互联网公司本地生活业务的一员，这个被称为互联网最苦最累的业务在疯狂扩张后迅速冷却，这也彻底磨平了黄薇的棱角。
互联网公司奉行的“996工作制”就像薛定谔的猫，不到最后一刻，没人知道几点才能下班，晚上9点通常是公司最热闹的时间，办公室的所有会议室都在夜晚预定爆满。
从入职开始，黄薇的下班时间永远在9点之后。一次周五晚上，黄薇约了朋友一起吃饭，因为接二连三的会议，她一再修改见面的时间。后来，黄薇再也没有出席过完整的朋友聚会。
“明明半小时可以解决的问题，非要拖到两个小时，大多时候要面对上级永无止境的PUA ，如果是抱着要学习的态度来大厂，基本可以劝退了。 ”
和黄薇一样，越来越多人发觉，互联网公司踏入了一场消耗式的马拉松，个人的付出与回报越来越偏离正比，尤其是非核心岗位，较高的收入并不能抵消牺牲的个人健康和生活。
为了避免周而复始的加班，黄薇提离职后便不再对接任何需求，她把社交账号改成“极致反内卷” ，陆续输出如何抵抗职场PUA的内容。辞职当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离开办公室大楼时，天还没完全暗下来。
这次黄薇改变了思路，把选择方向放在了外企上，也自然去了外企密度更高的上海。庆幸的是，她还没在杭州站稳脚跟，能从一座城市潇洒地离开。
上海疫情爆发前，黄薇收到了一家外企公司的offer 。一到规定下班时间，办公室就有了躁动的声音，半个小时后，工位上的员工便离开了四分之三， “新公司的整体氛围不提倡加班” 。
从小电科技离职的魏新，进入了杭州某头部互联网公司。但他并没有如愿得到高额的薪资，几轮谈判下来，面试官把魏新预期的月薪分摊在了年终奖和福利上。
魏新知道规则背后的陷阱，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拿满年终奖，但当下他只能妥协接受折中的办法。 “几轮面试下来，大厂的非核心岗位都在压低薪资，这是普遍现象。 ”
去年11月，据复旦大学消息，蚂蚁集团副总裁、AI团队负责人漆远已经离职，出任复旦大学浩清教授及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院长。这让部分人惊觉，大厂不一定是最佳选项。
“这个阶段， AI、芯片公司的需求还很旺盛，并且会高薪聘请专业人才，互联网公司的岗位需求确实在收缩，大量溢出员工只能选择二、三梯队的公司或者去二、三线城市找机会。 ”罗婷说道。
不过，大裁员的背后并不是躺平，内卷没有终止。每一次面试结束后，琪琪都会复盘复试经验，几十场面试下来，琪琪写满了厚厚的笔记，这是大厂教给她的方法论，她感觉自己依然活在内卷的牢笼中。
林峰公司入职的应届毕业生平均学历均是硕士，而且全部来自顶级985院校，作为前浪的林峰时刻都担心被打在沙滩上。
两年前，林峰买下了杭州萧山区边缘的房子。在杭州互联网公司的拥趸下，当地房价也跟着水涨船高，林峰每个月背负着2万元的房贷，没有资格主动暂停还算稳定的工作节奏。